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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梁启超强有力政府思想 　　【摘 要】 梁启超的“强有力之政府”论，就是希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个善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对内实现社会秩序有效控制、政治整合，对外建设结构致密的世界“完全国家”。所谓“强有力之政府”就是能实现“国权”与“民权”、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内竞”与“外竞”的强善政府，在学理不乏许多合理的地方，并且客观上得到许多思想家的呼应，但是就实践而言，梁启超所希望强有力政府却没有被建立起来。但是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对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政治建设也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强有力政府；学理 　　辛亥革命以降，旧的政权体系瓦解，各省纷纷响应革命倡言独立施行联邦制，新的政治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对外列强侵略瓜分豆剖的威胁依然存在，这时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宪法之三大精神》等文章中集中阐释在单一制国家下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诸多论断。一般，研究者们把此论断称之为“强有力之政府”论。这一思想早已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但若从政治学的视角，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就梁启超“强有力之政府”论作一番学理辨析，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所以，我们从梁启超强有力政府提出内涵、必要性、影响进行再探析，以期对当代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些有益的启示。 　　一、“强有力之政府”释义 　　所谓“强有力政府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则是“对于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相反就是“非强有力者也”；或者“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者，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1]显然，梁启超就第一层意思而言是强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如果地方权力由中央赋予，并且接受中央监督，这样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反之就不是强有力的。就第二层意思看，梁启超认为在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上，行政机关人员是否自立法机关出并能否融为一体与政府强有力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即“对于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出，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2] 具体阐释如下： 　　首先，在中央与地方牵涉权力的纵向划分上，梁启超趋向于中央集权，同时兼施行低度的地方自治。其实，加强中央集权是梁启超清末民初一贯的主张，如在1905年写的《开明专制论》一文中，他就反复强调，此时中国不能马上实行共和，因为“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外竞”的需要，政府应该对社会实施强制，为建立“强制的组织”以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非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则不能厚集国力以对外，且行政机关不敏活，易致失败也”。[3]显然，在清季就希望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救亡图强。到辛亥革命以降，面对联邦制和单一制两种国家结构哪种更适合“新国家”建设争论嚣然尘上时，梁启超从国家结构的演变规律、中国的历史传统、救亡图存面临的国内外现实条件和局势等方面，力陈单一制是最好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利于保障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整合内治以外竞。他言简意赅的说：“吾国今日所要求者，首在得一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4]但不是完全忽略地方政治集权，他一再澄清自己所言的集权和分权与时人所言的不同本意，时人所言的集权与分权不过是“京师与各省”权力的纷争罢了，而我们必须知道“集权和分权实相属的名辞，非相对的名辞也。今世界完之全国家无不务行极巩固之集权制，同时亦无不务行极缕析之分权制者，盖政务之种类性质不同，其宜极焉者，则集之惟恐不坚，其宜分者，则分之惟恐不细”，所以梁启超主张集权就是“集之于唯一之中央政府”，分权则“分之与无量数之城、镇、乡两个极端同时骈行，不相妨也，适相济也”。正所谓“吾党极端主张唯一最高政府之集权，同时又极端主张下级自治团体之分权”。[5] 　　其次，正如张朋园先生所言，“立法与行政，孰轻孰重，此牵涉到‘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家’”[6]两个基本的政治理论问题。关于这两个基本理论上的回答不同，在民国初年形成两种不同的学说流派。主权在民主者认为真正的民主是人民权利的充分实现，而通过民选政府职员（广义的政府），现实政治实践中全民民主又是不可能的，所以立法机构的作用尤为关键。但是主权在国家派中的梁启超则认为中国积弱百年，应该注重发挥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对历经古今思想的追述，西方或中国都有主张行民权的，也有主张行国权的，如中国古代法家主张以国权为重，儒家以民权为尊，而此时应“稍倚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7]行政机关的人员出自立法机关，同时立法机关紧密“融为一体”的政府才称为最强有力的政府，否则都不是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还必须满足两个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