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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与地位演进研究 　　摘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日本无疑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获益者，故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OECD-TIVA数据库构建了GVC参与度与GVC地位指数，并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测度日本制造业参与GVC的程度、模式以及在GVC中的地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从GVC参与程度而言，日本制造业的GVC前、后向?⒂肼示?呈现稳中上升趋势。（2）从GVC参与模式而言，日本制造业行业主要借助于前向参与模式嵌入GVC，其GVC前向参与率远高于后向参与率。（3）从GVC地位来看，日本一直在GVC分工中位居较高的地位。但从变动趋势来看，其GVC地位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其中，中技术制造业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低、高技术制造业次之。 　　关键词：附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率；GVC地位指数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1-0030-12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1004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全球运输和通 　　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价值链（简称GVC）分工中，在这种分工体系下，一国出口中的最终产品承接了大量的生产工序，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于各个国家（地区），多国分工、多国制造的生产局面派生出大量的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的多次流转使得以测度贸易总额为核心的传统贸易体系高估了真实的贸易利得，即“所见非所得”，与实际的价值增值产生了极大的偏差。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制造，从最初的生产设计，到零部件的加工组装，再到最后成品销售，这一系列的生产环节呈现出完备的价值链体系，即处在价值链下游的国家（中国）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环节，以进口的零部件作为中间投入品，经加工装配后出口至最终需求所在国，其国外价值增值来源于最终产品的生产阶段，而处在价值链上游的国家（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凭借其技术创新优势，从事高附加值的核心零部件的生产，所得的价值增值来源于中间品的生 　　产。由此统计出的贸易数据应该同时包含来自上下游国家的价值增值，但实际情况是传统的贸易统计 　　体系往往计入的是最终环节的贸易总额，而非价值增值部分，这就造成贸易利益重复计算的混乱局面。在此背景下，增加值贸易的涌现更好地还原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真实局面。日本作为东亚经济 　　体的“领头雁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又名“雁阵模式”，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显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该区域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习惯称之为“领头雁”。”，其制造业参与GVC分工的程度之深、地位之高，使得全面考察日本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与地位，可为中国参与GVC分工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贸易的性质也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从完整的产业间贸易到更加细分的产品内贸易，从产品之间的比较优势到更加注重生产工序的比较优势，新型国际贸易格局的形成亟待更加准确的贸易统计方式。然而，传统的贸易统计体系无法还原各国对于GDP的实际贡献，部分增加值由于被重复计算从而高估了一国出口的贸易规模，造成了贸易总额远远高于贸易增加值的“统计幻象”。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1.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起步阶段。Hummels等（2001年）最早以垂直专业化指数（HIY模型）测度一国的GVC参与程度，即测算一国出口中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国外附加值），并基于行业层面测度了OECD10国和4个新兴经济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由于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后期修订后又提出了前、后向垂直专业化指数（VSI、VS）[1]。随后，K.M.Yi（2003年）Hummels等（2001年）HIY模型测度了美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果发现：美国贸易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GVC所带动的垂直专业化的发展[2]。 　　2.全球价值链测度研究的发展阶段。事实上，HIY模型存在着诸多弊端：（1）国内消费品和出口中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相同；（2）进口投入品100%由国外提供。为规避以上问题给全球价值链测度带来的诸多困扰，近年来诸多文献试图采用附加值贸易测算一国参与GVC的程度。Daudin等（2011年）基于附加值贸易角度，运用GTAP数据库计算66个国家（地区）及55个部门出口中的进口投入品份额、出口中间品至别国经加工后再出口至第三国份额、出口至第三国再重新进口份额，从而揭示了“谁为谁生产”的问题[3]。Johnson and Noguera（2012年）利用GTAP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