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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教育特点 　　摘要：日本古代教育根源于中国，而且儒学在中日两国的古代教育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中日两国在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教育方式、学习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造成了中日两国古代教育的巨大差异，通过对比中日两国的古代教育，可以看出日本古代教育的一些鲜明特点。 　　关键词：日本古代教育；儒学；实用实利；私学；僧侣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157－03 　　 　　一、儒学思想是日本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上记载了日本应神天皇15年(据考证大约在公元5世纪)，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先后有阿直歧和王仁来到日本，成为应神天皇儿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王仁由于撰带了《论语》和《千字文》，被日本人尊称为“书祖”，这个事件便是著名的“儒学东传”，此后众多的皇族和贵族子弟跟从王仁学习，日本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活动开始了，可以看到日本有组织、有规模的教育活动是与儒学传入日本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并颁布了著名的《宪法十七条》，这部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实际上是一篇教化文章，目的是以儒学思想中的道德规范约束各级官吏的行为，提高天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化改新前后随着许多到中国的留学生、留学僧受到重用，儒学思想不但成为日本的治国之策，而且以法令形式被规定为教育的中心内容。8世纪制定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的“学令”，参考了中国唐代学校设置的方法，在日本京城设立类似于唐国子监的大学寮，在地方设立国学，学习和考试内容是“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伦语》，儒学成为贵族阶层广泛学习的学问之道，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如菅原清公、大江音人、营原道真、三善清行等教授儒学的教育家。 　　13世纪，中国程朱理学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这种被称之为朱子学的儒学精致理论很快在日本传播起来，对武家政权产生了极大影响，朱子学中强调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前提下通过“格物穷理”的方法加强个人修养的理论，成为日本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到了江户时代朱子学经江户幕府历代将军推崇，被列为在幕府直属学校中统一能够教授的学问，江户幕府还实行奖学政策，优待儒者，培养出了一批独立的儒学传授者，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教育最为兴盛的时期。 　　日本儒学带有强烈的本土化气息，从中国儒学传到日本起，日本人就在根据自己的需求不停地改造它，从中日两国古代教育中对儒学思想不同地阐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本古代社会是以身份制做为统治基础的。镰仓时代以前贵族把持政权，官吏世代相袭，镰仓时代以后虽然武士掌握政权，但武士阶层中依然是以身份来划定各自的权力范围乃至生活轨迹的，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人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身份管理制度达到了最严格时期，由此在传播和向学习者灌输儒学思想时体现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特别强调“礼”以及从“礼”中衍生出的大义名分思想，为固化日本社会等级秩序辅垫理论依据，排斥以“有德者王”为核心内容的“仁”的思想，推崇“礼治”的孔子被神化，而宣称“汤武革命”的孟子被极力贬低，在教育体系中“尊孔贬盂”的现象非常明显，这一情况直到幕末才有所改变。其次，在“忠”、“孝”教育中与中国儒学相反，大力宣扬“忠”的思想，而将“孝”放在第二位，通过“忠”的教育使下级对上级、卑者对尊者单方面无条件忠诚，通过这种教育使日本人树立“孝”从属于“忠”的观念，在“忠”、“孝”的两难选择中必须义无反顾地选择“忠”。这些与中国儒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导致了日本民众的心理倾向于绝对服从，也使日本人在各自的阶级层次中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各司其职。 　　 　　二、实用实利思想在日本古代教育中占有突出地位 　　 　　《大宝律令》中“学令”所规定的各类学校与唐代学校一样把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但是由于日本自古以来的选官制度是以贵族体系的世袭制为主，虽也从中国引进了科举考试但由此选拔出来的官吏很少而且也只能担任最低级的技术型官吏，因此从日本设立正式学校开始，在教育中就很重视基层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实用实利的教育思想比较突出。 　　大化改新后除设立大学寮、国学外，还设立教授特殊技术的阴阳寮、典药寮、雅乐寮，专门培养天文、医学、音乐方面的人才，到了奈良时代，适合日本人现实生活需要的文章道、纪传道(历史学)兴起，为了能使日本人更好地学习这些学问，日本文字的基础平假名、片假名被创造出来，由此出现了一批文学作品和历史书籍，这对日本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以及创建独立民族文化开辟了道路。奈良时代时日本私学也迅速发展起来，私学除传授儒学和佛学外也将传授工艺美术、金工、木工、雕刻、绘画等各种技艺作为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