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片区农地流转多维益贫效应研究.docVIP

武陵山片区农地流转多维益贫效应研究 　　摘 要：本文以武陵山贫困连片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检验农地流转是否具备促进当地农户减贫的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益贫效应明显且呈现不同特征。对贫困户的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指标而言，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均表现出正向的积极作用；而对贫困农户的收入贫困指标而言，短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长期来看也逐步转变为正向促进作用。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与政策支持等环境变量也直接制约着农地流转益贫的作用机制。因此，要充分发挥农地流转益贫效应，在规范农地流转程序同时，必须在体制与政策上继续深化改革。 　　关键词：农地流转；益贫；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6-0022-06 　　一、引言 　　农地是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和精神家园，农地制度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施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取得良好经济成效的同时，我国的贫困人口也因经济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而锐减。根据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13年底的8465万。改革之初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制度能够为穷人和农村弱势人群提供基本保障和安全网，是中国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1]。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当前历史性变迁的重要特征，平均化、细碎化的农地分配与经营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传统土地制度难以为继。在新的历史时期，农地流转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大面积推进，探究农地流转是否益贫以及究竟如何有益于农村贫困，进而更好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维持农村经济的繁荣和贫困率逐步下降，是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有效的农地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国外一些研究者以此为理论基础，得出农地制度或农地经营规模具有益贫功能的结论。早期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便指出，土地细碎化是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繁荣的条件，同时也是农民阶级受压迫和剥削的制度根源。Schultz在其经典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土地资源如何分配，对农业效益和农民贫困有显著的影响[2]。Shingo（2009）[3]通过对世界几大发达国家的考察得出结论，农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规范运营，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及农民收入极为重要，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到农地流转的减贫益贫效应。黄宗智（2007）[4]发现农地规模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农地较少是国内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张丹（2008）[5]指出农地配置的有效性与农地集中经营是减缓贫困的重要手段。胡初枝等（2008）[6]认为，农地资源的市场化――农地的买入与卖出能够促进农户收入的提高，增进贫困户的福利水平，并具备促进农户消费水平增长的间接效应。国务院扶贫办[7]基于数据观测点的实地调查得出结论，地理区位是致贫的重要因素，而贫困山区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0.067hm2。刘娟[8]以湖北省的国家重点贫困县为例，调查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指出农户户均农地面积、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技术状况直接影响贫困。姜松等（2012）[9]认为，土地流转模式的不同，对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转让、互换、出租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促进，而其他流转形式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为负。黄艳敏和张岩贵（2014）[10]则认为，农地流转带来的农民与土地分离等负面效益，有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刘鸿渊（2010）[11]、林乐芬和金媛（2012）[12]、夏玉莲和曾福生（2012）[13]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促进农民增收的经济效应。陈耿宣等（2015）[14]研究了农地流转对西部地区贫困户收入差异的影响。朱建军和胡继连（2015）[15]利用CHARLS数据探讨了农地流转的地权配置效应。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文献大多认可农地经营规模偏小是农户贫困的原因，鼓励农地流转促进农地规模化和集中经营，也认同农地流转的益贫效应。但仍然存在以下值得改进之处：一是农地流转促进贫困降低的文献偏于理论分析，实证类文献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其内在机理的研究存在进一步深入的空间；二是对于贫困的衡量，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层面，缺乏综合性的多维视角；三是没有考虑到农地流转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延续效应，即农地流转的益贫效应，具有时间上的滞后特征，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发挥作用，且当期的变化和成效还受到了前期行为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武陵山连片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尝试建立农地流转对农村贫困减缓作用的PDLs模型，在分析农地流转益贫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农地流转是否有效减缓贫困以及如何减缓贫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