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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中国艺术文本距离解释方法 　　摘要：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布洛的距离说，还是闵斯特堡的孤立说，都与中国的“出入”说和“俯仰”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的解释智慧和审美情趣在距离观照上是有无相生、远近相成、不偏执一隅的，在理论上则具有圆融性，方法上具有辩证性。 　　关键词：距离解释；“出入”说；“俯仰”说；沉潜体味；整体直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122―05 　　 　　众所周知，中国艺术重表现、尚写意、任自然、求神似的风格决定了中国艺术文本阐释重直觉、尚整体、任印象、求妙悟的特征，这显然迥异于西方的逻辑分析和体系建构的解释途径。然而，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一段话提醒我们中西艺术解释存在一些基本的方法原理，他说：“我们是以我们不能控制的成见，以那些高于我们而对我们了解这些艺术品具有极大影响的前提来看待这些作品的；这些成见与前提使这些现代创造品具有一种外在的共鸣，这些共鸣并不就符合它们的真正内容和意蕴。只有当它们与现代的一切联系都消失后，它们的真正本性才显示出来，从而对它们中所言说的东西的理解才有权自称是本真的和普遍的。”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很难确定同时代的艺术文本的意蕴，因为审美主体不仅受到成见和诸多理解之蔽的影响，而且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是我们对艺术文本进行准确把握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一再强调意义生成的历史感，以反对传统历史主义企图重现历史本来面目的所谓客观中立的方法论。他说：“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定，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我们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惯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流传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在这里，伽达默尔又赋予时间距离一种新的解释学价值，即意义理解的历史性。因为解释学认为“每个人对意义的理解都不能使自己站在历史之外，视历史为与自己分离的对象，从而用方法去加以把握，在历史属于我们之前，我们早已属于历史，这是任何人都无可逃遁的命运”。 　　显然，伽达默尔的距离观和历史观具有相反相成的双重内涵，一方面他认为对艺术文本的审美理解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才能完成比较明确的判断，另一方面文本意义的生成和实现又离不开必要的时间距离和它的效果历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距离”论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审美阐释方法，任何对艺术文本的审美关照和审美理解都无法绕开阐释者和审美对象的距离关系。当然，从中西美学史来看，这个距离不仅包括理解者与艺术文本的客观的时空距离，还有审美主体在心理上跟审美对象的远近内外的主观的距离感。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客观的距离关系和主观的距离感受都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审美理解和文本的意义生成。任何漠视距离对理解的制约性的观念必然难以进入自由的阐释之维，实现审美理解的深度和高度。也许有人会质疑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自觉的审美距离论，或者说即使有明确的审美距离论，它们与西方丰富的距离说有无可比性，二者间的异同何在?这些问题也正是下面将要具体论述的。 　　中国古典美学明确提出审美理解和文本阅读的距离方法论的人当首推南宋陈善，他在《扪虱新语》中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以下简称“出入”说)，可谓深得阅读和鉴赏之三味：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读书之法。(陈善《扪虱新语》卷四) 　　所谓入乎其内，就是审美主体在心理上和空间上与审美对象尽可能拉近距离，这是进行艺术文本阅读和鉴赏的前提和基础，唯如此方能以意逆志，乐在其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内涵和作者的创作意蕴。但仅如此又不能对艺术经典作整体的感悟和意境的超越，更不能宏观透视和俯瞰文本的言外之旨、象外之境，因此还必须做到出乎其外，即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和时空距离。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针对诗人的创作也提出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的“出入”说虽然仅指作者的艺术创作，但由此折射出的距离意识与陈善的阅读距离说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就诗人与他的创作内容而言，同样是指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距离关系。在创作领域审美主客体间的距离远近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与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