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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检察工作中违法行为调查制度几点思考 　　摘 要：违法行为调查制度作为民行检察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监督的前提条件，本文拟违法行为调查制度的起源，分析违法行为调查制度的定位，分析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明晰违法行为调查的原则，从而完善违法行为调查的程序和相关制度。 　　关键词：违法行为调查制度；公权力；法律监督 　　2012年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相关证据”，为违法行为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填补了民行检察权的缺陷。但违法行为调查制度的范围、方式、调查结果运用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等尚不明确，影响了违法行为调查制度的实际效果。鉴于此，笔者拟对违法行为调查制度进行初步探析，以期对构建合理的违法行为调查制度有所裨益。 　　一、违法行为调查制??的起源 　　违法行为调查制度存废争议伴随着民行检察制度的产生而产生。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后简称“抗诉规定”）第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立案审查案件，可向人民法院调取案卷材料，调查取证，必要时进行勘验、鉴定”。该条虽简单、明了，但内涵十分丰富，它建立了全面调查取证原则，调查对象包括民事争议事实以及审判人员违法行为。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办案规则》，第17条规定了调查启动的有限性；第18条中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可以调查的四种情形，缩小了调查的范围。 　　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提出：“民行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质上是对公权力的监督，监督对象是民事审判、民事诉讼活动”。2011年五部委印发了《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若干规定（试行）》（后简称“渎职规定”）的通知，提出了要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监督，确立了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调查制度。2011年两高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赋予了检察院对于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调解的调查核实权。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了调阅诉讼卷宗的程序，为民行检察工作调卷提供了法律依据。 　　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以及司法实践的逐步推进，多元化监督格局的提出，多元化监督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灵活运用，违法行为调查制度的完善成为民行检察工作的必要条件。 　　二、违法行为调查的定位 　　违法行为调查属于民行检察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各级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职权，……（四）……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由此可知人民检察院的民行监督只能是对人民法院民事和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即诉讼活动（包括执行活动）的合法性。 　　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包括执行活动）的合法性监督是通过查证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从而决定是否采取监督措施或采取何种监督措施，履行其法律职责。缺失调查制度的民行检察权是残缺而不完整的。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查明民事、行政诉讼活动是否违法，才能证实或排除发现的违法线索，才能决定是否采取监督措施以及何种监督措施进行违法监督。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就是根据掌握的违法行为线索，通过调查核实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作出向监督对象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终结调查活动，维护司法公正。因此，违法行为调查制度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民行检察违法行为调查面临的几个问题 　　自《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违法行为调查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制约违法行为调查因素依然存在，还有诸多因素。 　　（一）立法原因 　　一是调查范围尚不明确，《民事诉讼法》第210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调查核实。违法行为调查本身是手段，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是调查结果的运用。该条本身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同时该条并不具有明确的调查范围；二是调查方式不明确，《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调查方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调查方式，但司法实践中该调查方式明显不能满足执法需求；三是调查结果运用缺失，调查结果运用体现着民行检察职能的实际效果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调查结果如果涉及司法人员违法，除了向人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过程违法外，对人如何处理成为疑问，部分检察院直接向人民法院发出纪律处分的建议，部分检察院向相关部门移交违纪线索，调查结果运用不当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严肃性。 　　（二）内部问题 　　一是立法缺失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