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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机制与方式 　　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紧紧围绕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要求在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强化民行和解息诉功能。这就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坚持抗诉与息诉并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调解优先的必要性 　　多年以来,民行检察抗诉一直是民行检察工作的重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法定的民行检察监督方式是对具???的案件进行审查并提出抗诉,从而引起法院对某具体案件进行再审,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个案审查督促法官依法办案,正确行使审判权。民行检察抗诉是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施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目前,民行检察抗诉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办案周期长。民行办案规则对办案的期限均有明确规定,如果办案要用足以上的期限规定,从受理到抗诉至少要七个月,一个案件办一年也有可能,但即使如此,我们的很多案件仍很难在期限内办结,特别在前几年这种情况非常严重,我院建议提请抗诉的案件大多在三年后才有结果,这种现状的存在,大大影响了民行检察监督的效果[1]。二是案结事未了。诉讼对于当事人来讲是不得已的事情,而申诉人到检察机关申诉,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符合抗诉条件的申诉案件,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申诉人的情绪一般会相对平稳,但如抗诉再审后申诉人仍不服再审结论,或原判决、裁定存在瑕疵或显失公平,由于种种原因,不符合抗诉条件,其合法利益得得不到法律保护,当事人情绪就有可能波动,特别是那些社会反映强烈、侵害弱势群体利益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得不到公平处理,就容易导致当事人反复上访、缠诉,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2]。 　　调解结案有很多优势:一是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的讼累,解决了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到处申诉的后遗症,使当事人双方避免因再打官司带来新的经济和精神损失。二是有利社会稳定。通过调解让各方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结案时能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激烈的对抗情绪,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及时修复当事人之间因利益冲突破坏了的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三是有利于案件的执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和履行方式,由于当事人对抗情绪消除,可以及时履行义务,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执行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在民行检察工作中坚持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大力化解民间矛盾,方能真正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1、抗诉与调解的关系。 　　民行检察抗诉直接有效地实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调解的目标是息诉,要处理好调解与抗诉的关系,必须坚决执行高检院提出的抗诉与息诉并重的方针,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解工作,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调解优先是否会削弱民行抗诉工作,笔者认为,在民行检察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近期内将影响民行抗诉案件的数量,但将提高民行抗诉案件的质量。首先,在民行检察工作中贯彻调解优先原则不等于一律调解。《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调处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已规定下列案件不得调处:一是有证据证明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二是有证据证明判决、裁定、调解内容存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三是其它不宜调处的情形。可见调解优先在适用上是有限制的。其次,即使可以调解的案件并非均能达成调解协议。对于当事人双方经工作后仍不能达成调解的,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符合抗诉条件的,应当及时提出抗诉。因此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后,必定有一些原本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经调解后结案,使民行抗诉案件数量下降。但同时,将一批争议较少,案值不大的案件通过调解结案,有利于民行办案部门集中精力办出高标准的抗诉案件,提高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改判率。因此从长远看,既实现了民行抗诉工作的法定职能,又实现了民事行政检察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 　　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对下列案件优先启动调解程序:一是涉及群体利益、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此类案件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如能调处成功,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二是案情复杂、事实证据难以查清的案件。此类案件,经过多次庭审,时间跨度大,案件虽有瑕疵,抗诉条件不充分,抗诉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