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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政策生态体系 　　“在太平洋西岸有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东临海湾，一年四季，气候怡人。50年前，每到秋天，果园飘香，杏树和胡桃树上果实累累。人们纷至沓来，一边享受丰收的快乐，一边欣赏金秋的田园风光。50年后，人们依然纷至沓来。不同的是，人们来这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这就是硅谷。”这段充满诗意的文字来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副司长王英利参与的课题报告。接受采访时，王英利刚刚回国不久，2007年7月27日至10月26日，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美培训项目”的一员，王英利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与管理学院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培训。《从硅谷发展看美国高新技术创新生态体系及我国的政策思考》是他此次培训的收获之一，他起草了该课题的写作提纲并作为执笔人之一完成此研究报告，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这段诗意文字。 　　事实上，???英利此次培训的收获远不仅于此。 　　 　　学会跨文化交流 　　 　　王英利在大学时学的是管理工程专业，后在清华大学攻读了MBA，目前在人民大学继续研读经济学博士，“出版产业体现的是出版经济，必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王英利这样告诉记者。 　　199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王英利分配到北京一家音像公司。1995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作。2004年1月到2006年1月间，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地方党委政府挂职，负责过当地教科文体、经济、工业园区建设等多项工作。此后一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图书出版管理司从事图书出版行业的政府管理工作。正是因为有着从企业到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多重经历，才让他对这次公共政策的培训感触良多。 　　“这次培训是一次基础性的培训，并非集中在某一具体领域，而是系统地、全面地了解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政策是怎样运作的。学习所涉及的很多领域是我过去不熟悉不了解的，比如社会保障、税务、人口、疾病控制等；有些则是正逐步成为全球热点的领域，比如高新技术创新、能源、污染控制、全球变暖等；有些则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比如公共政策制定、博弈论等。这让我对公共政策所涉及领域的最新知识和进展有了一个框架的认识，视野大大地拓宽了。” 　　王英利对培训最深的感受是：“经过3个月的较为系统深入的学习，我对美国人的生活、美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加强了。所谓跨文化交流，我理解就是要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和交流方式，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就难以达成有效的沟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增加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基础。我们接受培训首先要理解美国的文化，这个文化是个大概念，包括第一层次的意识形态、政府框架、社会管理，第二层次的宗教、伦理及第三层次的文学、艺术等等。我们不能简单地定义美国的公共政策好与不好，好与不好不是绝对的，是要放在文化背景之下去看待，这是美国教授告诉我们的，也是我感触最深的。美国的公共政策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分析其公共政策也要在其文化背景上展开，全盘照搬美国的政策或者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构建和谐的政策生态体系 　　 　　“和谐”一词堪称我们今天时代的主旋律，王英利在接受采访时，也反复提到了和谐之重要。他说，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良好的公共管理是基础。社会的管理规则是由公共政策、法律、道德等共同构成的。公共政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好的公共政策涵盖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它一定是和谐的，相互配合的。成功的公共政策建立的基础是，制定政策的目标明晰。不同的公共政策之间一定要和谐，不能冲突，彼此要围绕一个社会管理的共同目标。如果公共政策制定中掺杂了过多的局部利益、集团利益，就容易造成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和谐，造成社会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不满。 　　和谐还要求各项法律、公共政策之间可以有交叉，但不能有矛盾，下位法要服从于上位法，地方要服从中央。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明晰是整个社会建立秩序的基础，秩序是和谐的基础，没有秩序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制定公共政策要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否则同样会造成不和谐。 　　制定和谐的公共政策，王英利总结出六个意识：一是价值观意识，就是要解决目标设定和为谁服务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要立意高远，要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于民生，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二是要有民主的意识，制定公共政策要审慎，政策制定的过程要民主。推出一项政策要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要考虑到利益相关各方，并考虑到利益补偿机制。三是要有成本意识，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要考虑成本，不能浪费人民的金钱。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工具，通过评估一项公共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成本和可能获取的社会收益，来确定是否推出一项公共政策。四是要有系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