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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增加农民收入长效机制 　　 　　[摘要]提高农民收入是促进农民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农民收入的增长与其具备的可行能力密切相关，取决于其经济条件、政治参与、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和防护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建立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应把着力点放在拓宽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信息透明度，改革财富分配机制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工具性自由的充分扩展上。 　　[关键词]农民发展　可行能力　农民收入增长　工具性自由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2-0109-04 　　 　　一、自由发展观、可行能力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自由发展观(阿马蒂亚?森，2002)中强调：第一，发展就是人被作为“主体”来对待，发展要以“人”为中心。第二，人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实质自由”，其实现需要借助工具性自由的扩展。实质自由包括免受贫困与营养不良、避免疾病和过早死亡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经济条件(个人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其经济资源的机会)、社会机会(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它方面的安排)、透明性保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条件下的自由交易)和防护性保障(为处于利益被损害边缘或实际落入贫困境地的人提供的社会安全网)，这五种工具性自由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和强化。第三，可行能力是一种自由，可行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人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第四，强调发展过程中民主政府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公共政策创新创造社会机会十分重要。即使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创造社会机会有利于人类可行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森看来，发展政策就是通过制度安排充分扩展人的工具性自由，提高其可行能力，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在现阶段，农民收入的增加及其改善程度直接影响农民的发展状况。通过制度变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工具性自由，提高其可行能力，是加快其发展的现实路径。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状况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弱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发展状况得到改善的动力之一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2％。1978～1984年，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下降最快的时期，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到1984年的1.28亿人，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降到1984的15.1％。这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密切联系。自1994年开始，中国扶贫开发成为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扶贫措施，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7000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7.7％下降到1.6％。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为农民发展状况的改善提供了经济条件。 　　但是，总体来看，农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仍处于弱势，初次分配状况不利于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1979～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2％，其中，1991～2009年、200l～2009年两个时期内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是8.3％和5.5‰9.9％和6.6％，这说明农民近年来收入增长放缓，且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数据显示，农民收入来源仍然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占农民年纯收入比重的49.03％，其次是工资性收入，占其纯收入的40％，而财产性收入偏低，其比重仅为3.24％。究其原因，除了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产品价格不稳定因素制约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以外，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也面临制度障碍。常修泽指出，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特别是农民工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1997～2007年，劳动报酣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的比重和政府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分配向“非劳动者”倾斜。现有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滞后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健全，不仅不能使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还使农民的土地产权缺乏有效保障，农民可能因为被拆迁被征地而沦为失地农民，或沦为城镇新贫。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工具性自由不足导致可行能力低力 　　1.运用经济资源机会的缺失：交换的不平等与基础设施的不便利 　　现阶段，交换的不平等造成农民增收机会的不平等(符源，2009)。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换双方力量的不平等。单个农户在交易中可能面对的是企业，甚至是行业协会。农户在资金筹措、信息获取、产出规模、技术改进、定价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