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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苏轼对于生命本体态度 　　摘 要：作为北宋文坛登峰造极的人物，在宏阔的历史和理学思潮影响下，苏轼在历代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成为符号性的人物，处在神化的光环之下。而本文试图从苏轼客观世界及诗文组成的双文本的角度来阐述苏轼对于个体生命本体的态度，从而展现在历史社会生活中苏轼个体生命内在的矛盾性对其诗文创作产生的美学意义。 　　关键词：苏轼；生命本体；精神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1-0211-03 　　“道”对于宋代士人来说，既是天地自然与人文文化的统一本原，也是士人立身行事的不易准则，故“道”是彻上彻下，本末精粗一贯的，既是抽象的本质又是在各种具体事件中能够得以展现的。因而宋代文人借“文”在问道、载道，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不断实践中，在不断接近“道”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文学的审美本体，理性精神大放光彩，这也是宋代文化的本质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催生了苏轼这样的文化巨人。 　　清代评论家叶燮在《原诗》中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结合英美新批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推演而言，整个世界都如文本对人虚构出来的世界一样。所以说拿文学观点去研究非文学，拿文学性的观点去研究苏轼的人生境遇，即苏轼的“本体”。那么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苏轼的历史碎片整合在一起就是关于苏轼的文本，也就是说，苏轼的人生就是具有一定历史依据的纪实文学，而这种纪实文学披露的是苏轼的人生经验（苏轼的客观世界），而主观世界的缺乏和漏洞就可以拿苏轼的文学文本来填补。 　　宋代道学家认为世界万物都有一个“理”，而这个“理”就是共相，其他殊相只能不断的相似或者接近作为共相的“理”，而不可能成为“理”或者就是“理”。尤其是朱熹大力提倡这种观点，与柏拉图的本体论不谋而合。其实这也就成为了宋代道学家思想的一大漏洞，他们的说法也成为了攻击他们自身漏洞最有利的武器。如果真的按照朱熹的说法，那么新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至”、“信”就各有其理，即“仁之理”、“义之理”等，而作为普遍规律的各种“理”是客观世界的具体特殊事物永远达不到的一个境地，换言之，新儒学所提倡的各种境界、各种精神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到达。这也导致道学的很多说法只有一个空泛的理论定义，而缺乏必要的实践证明。 　　很多深究苏轼对于生命本体的认知，首先需要做的是消解苏轼形象的似真性，把它看作是更大的指意系统的纯粹效果。也就是说，历代学者在苏轼的文本形象系统中所归纳出来的积极、执着地参政议政的形象还是根本否定参政议政，甚至否定整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形象，还是在朝而有意义的形象，还是在野而快乐的形象等等，都是通过综合或调解其意识、思想系统中的矛盾的结果，也就是说，那些文本形象本身正是象征性处理和解决矛盾的叙事行为，而不是其客观存在的性情、性格、思想和观念。 　　一、苏轼善“居贫”而不善“处亡” 　　苏轼在《答毕仲举二首》（其一）中说：“美恶在我，何与于物。”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态度是由其内心“心性”所决定的，而不受外物左右。也就是程颢在《定性书》书所提出的主张。但是需要阐明的一点是，苏轼此处所说的“物”，与程颢在《定性书》中所谈到的“物”并不是一个概念，程颢所说的“物”是指一切东西，也就是宇宙。这与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言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这也说明苏轼的精神境界接近程颢所言的“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但这并不能说明苏轼的完全豁达，至少苏轼在对于身体、死亡的态度上并非如此。 　　苏轼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一）中说：“聚散忧乐，如反覆手。”与上同，说明苏轼极擅“处穷”，能够看清楚人生聚散离合，但是下面苏轼笔锋一转“幸得此身尚健”，说明苏轼在对待死亡病痛的思想上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高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苏轼可以与万物融为一体，但是苏轼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紧接着在下文中苏轼直言：“此间居无食，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这些都很能证明上述苏轼的“处穷”，但是苏轼马上又说：“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而庄子认为人生不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惧怕死的来临和由此而来的忧虑。《庄子养生主》：“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也就是说夫子之来有他出生的时机，夫子之去，是顺从自然。懂得适时、顺势，就不会被悲伤或快乐所干扰。而庄子认为达到“极乐”的途径就是“天人合一”，超越我与世界、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的限制。显然，苏轼并没有达到庄子所言的境界。 　　而道学家认为的“乐”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表现，真正的乐自己并不能感知，但却给别人一种平淡、旷然的境界体验。真正的乐是有乐而忘其乐，才是持久的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