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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日本对华ODA政策嬗变 　　(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日本对华ODA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战后中日友好的象征。对华ODA本是有益于中日双方的“双赢”举措，但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华ODA政策却发生了重大调整，泛政治化倾向加剧。回顾日本对华ODA政策出台的背景，梳理其嬗变历程，分析近期走势及其发展前景，不难理解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波动的深层次缘由。 　　关键词：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嬗变 　　中图分类号：D82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2－0139－05 　　 　　 　　OD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英文简称。二战之后，日本尚在经济复兴时期即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身份加入了西方阵营的对外援助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成为世界官方援助的最大提供国[1]。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华ODA，不仅加强了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更起到了强化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成为中日友好的重要象征。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日关系摩擦不断升级，日本对华ODA的泛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近年，日本政界和媒体大肆炒作对华ODA问题，以种种理由表示将要停止对华ODA的政策意向，“中国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此举昭示了日本对华ODA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对华ODA的发展背景及其嬗变历程折射出当前的中日关系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定位的新时期。 　　 　　一、日本对华ODA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 　　 　　日本对华ODA是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开始的。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外相，一直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援助，日本对华ODA也有其特殊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因素。 　　 　　1．冷战结构下国际环境变化的选择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日本在外交上采取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服从美国的“反共”战略需要。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自身力量的消耗，遂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变遏制中苏为“联华抗苏”。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震惊了世界，亦对日本政界造成了巨大冲击。至此，两极对峙格局有所松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格局隐现，中国在美苏争霸格局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加上日苏之间存在着历史感情、领土争端等矛盾，于是在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72年上台的田中角荣力排众议成功访华，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抢先于美国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10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声明”和“条约”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纲领性文件，引领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以此为基础，日本决定对华提供ODA。 　　 　　2．日本大国化战略的需要 　　二战后，日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然而，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日本是一次沉重打击。刚刚经历了石油危机的日本，迫切需要从中国进口石油和煤炭等维持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进而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降低过于依赖中东石油的风险，并可借机向中国扩大出口，占领潜在的巨大市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80年代日美经济摩擦不断上升，日本意识到扩大外交范围的必要性。中日地缘临近，这也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况且，20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出现泡沫的时期，资金富余，收益率低，于是大量向海外投资，为剩余资金寻找出路，通过金钱开路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向政治大国迈进，可谓一举两得。 　　 　　3．“互惠互利”的内在牵引力 　　日本的发展需要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为此，通过ODA方式与周边国家(尤其是重要邻国中国)合作，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环境，对日本自身发展大有裨益。如早期曾用于建设秦皇岛运煤码头的日元贷款，为日本从中国进口煤炭提供了方便，大大缓解了日本的能源供应紧张状况；相当部分的日元贷款项目限定从日本国内采购设备和获取技术转让，这意味着对华日元贷款有相当一部分又回流到了日本，如广州的地铁项目正是因为日元贷款这一因素才使日本企业在竞标中获胜。 　　 　　就中国而言，资金缺乏、技术落后是制约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世界银行和其他国家虽然也向中国提供贷款，但数额较小，有时还要附加种种苛刻的政治条件，程序烦琐、收效甚微。与之相比，日元贷款具有数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不附加政治条件等优势。ODA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缺乏问题。中国在日本的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