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新诗对话结构.docVIP

浅论鲁迅新诗对话结构 　　摘 要:鲁迅新诗不独体现着深邃丰富的意蕴,更重要的是鲁迅新诗是以对话的方式来组织诗歌的外在形式,来连缀诗歌内容和表现诗歌思想情感的,由此呈现着一种对话结构形式,使其诗歌结构形式更为细致、缜密。 　　关键词:鲁迅新诗 对话结构 文本表现 审美功能 美学效果 　　 　　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鲁迅虽然“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而创作了屈指可数的几首诗,为催促新诗的诞生发出呐喊,为推动新诗的创作施以一定的助力,“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1],但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隔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对中国新诗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而漫长历程的回顾与考察中,再回头审视鲁迅的新诗作品,便惊奇地发现:鲁迅新诗不独体现着深邃丰富的意蕴,更重要的是酿造了一种新颖独特的不同于其他诗人诗作的文体结构。 　　 　　一、对话结构的文本表现 　　 　　阅读鲁迅新诗,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其诗歌文本的形式模块中分明存在着诗歌意象的对话特性,它或明或隐地显现于诗歌的总体结构中,而又多是以诗中人物鲜明的话语对答来加以呈现,这几乎成为几首新诗共有的规律性特征。诗歌的主体内容以话语对答的方式表述和串连起来,进行自然而精密的组合,然后与背景叙述和辅助性说明的诗歌语句相连结,从而形成有机的诗歌统一体,组成诗歌的完整篇章。 　　《梦》写“明日的梦”与其他梦的对话。很多梦趁着黄昏时节起哄,在冲撞挤兑过程中,去的大前梦和前梦、在的后梦都在说:“看我真好颜色”,看他们自以为是的情态,“明日的梦”干脆一针见血道出他们的黑暗本质,对答道:“颜色许好,暗里不知”,“暗里不知,身热头痛”。《桃花》写“我”与“桃花”的对话。鉴于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的情景,“我”乘兴漫步花园,看见桃李盛开,情不自禁地说道:“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并“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便引起桃花生气的话语:“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事实上“我”是被桃花映红了面孔,也没有说谁好谁坏,但桃花却心胸狭隘,莫名其妙地生气,“我”赶紧回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总也解说不清,最后只好感叹:“花有花道理,我不懂。”《爱之神》写爱神与中箭之人的对话。小娃子展翅空中,张弓搭箭,“一箭射着前胸”,被中之人发生爱情,反而感到茫然,因此立即谢问爱神:“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爱神只管射箭,不管爱的对象,于是着慌摇头回答中箭之人:“唉!/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人与时》写人与时间的对话,“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整首诗的对话结构非常明显。 　　鲁迅五四初期所写的几首新诗就是这样营造着诗歌的对话结构,除了《他们的花园》和《他》两首诗没有完全以对话形式结构全篇外,其它几首都是以对话形式构造全诗的外观。不管是诗歌的主体对话还是局部的话语或对话的显露,都说明鲁迅新诗总是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话结构的特色,使他的诗歌在对话结构的形式中给读者传输信息,并使之接收、品评和鉴赏。 　　 　　二、对话结构的审美功能 　　 　　(一)真实性。说到真实,我们常常说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对于真实的论说主要局限在文艺的思想内容上,其实艺术真实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上。思想内容的艺术真实要通过艺术形式的艺术真实得到体现,如果艺术形式和方法技巧处理不当,或任意夸大缩小或根本不妥帖,也很难恰切地反映应有的思想内容和传达本有的情思情感,反而给人虚假不实之感。鲁迅新诗在艺术形式的处理上可谓高度真实,以艺术的手段准确地抒写和传达了诗歌的思情意绪,具体说就是用对话结构的艺术形式承担着诗歌的任务和传送着文本信息。如“明日的梦”与各种各样的“梦”的对话,“我”与“桃花”的对话,爱神“小娃子”与中箭人的对话,时与人的对话。通过诗歌文本中的意象对话来组成诗歌的文本结构,读者总感到是真实的,就像眼前发生的生活事实,而且没有丝毫怀疑,信以为真。因为这种对话内容与对话形式让人分明感到就是生活的内容,是人人经常看到的,是人人都有所经验和感受的。既然对话及其结构形式本就来自生活的存在,作者只是巧妙地借用到诗歌的结构中再加以艺术的加工、锤炼和表现,那么这种对话结构的真实性就毫无疑问了。对此特别让人感到和佩服鲁迅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和艺术借鉴的睿智,他不愧是善于借鉴、化用与创新的艺术大家。 　　(二)自然性。对那些不加雕琢、没有粉饰、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