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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魏晋时期个体意识觉醒 　　内容摘要：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本文将从对人格独立的追求，自由思想的向往，对情感的执着这些方面来简要分析魏晋时期士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魏晋名士 个体意识 独立人格 自由思想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中，有三个时代特别显现出这样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政治混乱，政权更替频繁，国家权力整体式微；另一方面，思想自由，学术发达，在精神文明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这三个时代分别是：战国时代（或称先秦、晚周）、魏晋时代（或称魏晋南北朝）、五四时代（或称清末明初）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奠基的时代，魏晋时代是中华文明转折的时代，五四时代是中华文明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 　　一 　　魏晋时期，中央政权分散，地方势力发达，因而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经济上自由行动的空间，原来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微而走向式微，于是在思想上出现了自由解放的新局面。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得到了复兴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新的百家争鸣，由此带来了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的重大发展。从精神发展史上看，魏晋时期意义非凡。相较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魏晋时期则是复兴先秦百家之学，同样闪耀着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光辉。 　　现代一些学者称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和今人的美》一文，对魏晋的文学与艺术有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郁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 　　魏晋时期，经学教条解除，名教规范废弛，社会风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士人群体在个体意识觉醒的同时，追求人格独立，向往思想自由，坚持自我与个性，情感表达更加丰富细腻，为艺术主题的自我陶冶和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营造了较为自由的精神空间。 　　二 　　作为维护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态，汉代儒学名教遵从孔子的“克己复礼”，讲求对情感的节制和引导，主张用礼乐教化来规范人的情感，使其合乎伦理道德和统治秩序。儒家要求无论是个人情感的表现，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应当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即使表现哀伤之情，也应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但经过汉之后的社会动乱和思想洗涤之后，儒家的情感观遭到了当时批判和唾弃。大家纷纷追求独立的人格、个性和自由的情感表达，士林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虽自小以孝悌闻名，长大之后却不再恪守儒家的伦理纲常，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之举。例如，儒家最讲究丧礼，一个人如果死了父母，按丧礼的规定要守孝三年，守孝期间要穿破烂衣服，以草绳当衣袋，不能吃肉喝酒，不能听歌作乐，不能与妻妾同房，在宾客吊唁时，孝子必须先哭。然而，阮籍一番这些规矩，宾客来吊唁的时候他偏偏不哭，甚至照样吃肉喝酒，以示对礼法的不满与反抗。等客人一走他才嚎啕大哭，把持进去的酒肉都吐出来。可以看出，阮籍反抗的并不是原初儒家的孝悌精神，而是后世早做出来的各种规矩。 　　由此可见，此时的士人们已不再循规蹈矩的恪守儒家的礼法，他们不再谨言慎行，克制自己情感的表达，而是在庄子超迈旷达的精神指引下任性不羁、率性而为。尤其是“竹林七贤”，他们高呼“礼岂为我辈设焉”[2]。他们抑或不拘礼节、卓立而行，抑或口出狂言、惊世骇俗，抑或醉酒服药、放浪形骸……表现出种种那个时代特有的超凡脱俗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 　　魏晋人士的任性率真、不拘礼法和狂放傲世，是介于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一种生命状态。在这其中，酒作为特殊的情感和情绪激发物，既起到了强力的催化作用，又起到了掩饰与规避的保护作用。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准备篡夺曹家政权，用极其卑劣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尤其是士族精英知识分子中不愿倒戈司马氏的人物。名士们人人自危，于是就靠喝酒来麻痹自己，尽量远离政治漩涡。正如《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3]名士们通过酒后这些特异的行为，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权贵的蔑视，对礼法束缚的反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的特殊意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魏晋风度的典范。从“竹林七贤”到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谢灵运饮酒纵酒已经成为士人个性和情感解放的凭借和寄托。 　　三 　　与放达张扬的个性相伴的还有对情感的表达。“重情”是魏晋士人群体的一个突出特征。他们一往情深，在狂放的外表之下保持着一颗热烈的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