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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 　　摘 要：“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其各种著述特别是杂文和小说创作中，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在考察这一思想的成因并探究其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国民劣根性的病灶。鲁迅先生终生怀抱忧患意识和沉重担当，支撑起最伟大深沉的“民族魂”！ 　　关键词：鲁迅 改造国民性 劣根性 精神胜利法 　　 　　19世纪中叶，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再也无法抵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国门洞开，“天朝”迷梦被无情粉碎。摆脱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找寻保国强种的救亡之路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从器物到制度，仁人志士们在艰难摸索中前行，而“五四”文化运动的巨匠们对于民族命运和民族性格的清醒认识和深刻解剖无疑成为现代思想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鲁迅先生终生怀抱忧患意识和沉重担当，以笔为枪，致力于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殚精竭虑，支撑起最伟大深沉的“民族魂”！ 　　对国民精神的解剖、探索和重铸，即改造国民性问题，是鲁迅毅然擎起的巨旗。在他的各种著述特别是杂文和小说创作中，这一思想贯穿始终，成为“鲁迅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首先源于其灵魂中沉积的深切的人生体验。家境突遭变故，堕入困境，使鲁迅自幼便承担起部分沉重的生活负担，然而最令他痛苦和心寒的是亲戚相邻的流言蜚语，他过早地对人情世态产生了痛彻入骨的深切感受。不堪其苦的他“走异路，逃异地”，去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一路走来，南京学堂的乌烟瘴气迥异于他的期望，甚至怀抱梦想东渡日本，满眼也尽是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尤其是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深深刺激了鲁迅，他逐渐成熟清醒，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 　　“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初伴随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要求而产生的进步社会思潮。进化论是研究国民性问题的理论基础。”[2]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今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已将着眼点投向国民性问题。而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对鲁迅影响更为直接，他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反响强烈，尤其是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说》、《呵旁观者文》等文章中集中论述了国民性问题，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特别指出，奴性是其核心和根源：“举国之人，他无所学，而惟以学为奴隶之事”。（《呵旁观者文》）启蒙前驱们日益深刻的认识，对鲁迅影响深远。 　　外国人研究中国著作的旁观甚至偏激的态度深深触动了鲁迅。美国传教士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今译《中国人的气质》）抓住了国民根性中的“面子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死穴。而日本人安岗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使鲁迅感慨民族性中可研究的方面很多，而中国人偏不肯自我审视。他希望中国人认真研究自己，进行民族自省、自救和自强。 　　综合以上方方面面的影响，加之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现实和人生所特有的敏感气质、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他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身于中国国民性改造中去。 　　 　　二、鲁迅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轨迹 　　 　　许寿裳在忆鲁迅的文章中谈到，“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常人。”[3]他对于医治国民肉体病痛的初衷和效果产生了怀疑，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4]毅然作了人生的重大决定。于是，“他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5] 　　鲁迅早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充满了自我英雄崇拜和尚武精神。鲁迅作品中第一次提到“国民性”一词是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希腊堕落之民，又诱之使窘裴伦。裴伦大怒，极诋彼国民性之陋劣。”他渴望如拜伦般“精神界之战士”能横空出世，他们“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涤荡”；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他们“不可厥敌，战则不止”！且“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6]鲁迅用“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方法“立人”，使个性获得解放，而“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安已兴起” [7]。 　　周围死寂般的沉默渐渐冷却了他如火的热情，从英雄崇拜中惊醒后，产生了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寂寞感。在“五四”运动的激发下，鲁迅沉默了近十年后，重新加入了摧毁旧中国这座“铁屋子”的行列，自1918年重新拿起笔，希望“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良这人生”的目的。[8]他用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