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影响.docVIP

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影响 　　[摘 要]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明代；宦官；士风；文学 　　中国的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朝从未间断。宦官是封建社会帝王宫廷中的奴仆，他们和皇帝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份，从而在封建腐朽统治的这种环境下，宦官常常会演变成一种不可抵挡的实力，变成“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的擅权者。明代宦官中虽不乏谨慎任职之人，如弘治时怀恩、覃吉，万历时陈矩，天启时王安等，但极为少见。在明代这个中国历史上宦官势力强大的朝代里，多数宦官借助皇威，干预朝政，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 　　有关明代宦官的研究一直颇受学术界关注，以往对明代宦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影响，而有关宦官对文化的影响却很少。近年来相关论文阐述宦官的文化水平和诗作，但是没有系统全面的进行论证宦官政治对于明代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宦官对士风、文学等方面阐述宦官对文化的影响。 　　一、明代宦官专权的发展概况 　　宦官政治几乎伴随着专制皇权的始末，宦官干政的情况，可谓不绝于书。著名的如秦二世时指鹿为马的赵高，唐玄宗时高力士擅权等等。鉴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初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为了防止太监干预朝政，朱元璋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特别是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预外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但是，宦官的发展没有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宦官正式走上明朝政治舞台，是在“靖难之役”后。“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永乐朝对宦官很是优待，开始重用宦官。诚如《明史》所言：“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2] 　　到明朝中叶，宦官开始把持国柄，愈演愈烈。如英宗时期的王振，武宗时期的刘瑾。明末熹宗时期，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把宦官专权推向了顶峰。 　　二、明代宦官专权对士风的影响 　　明朝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利用特务机构对文人学士进行监视和迫害，宦官专制无疑加剧了这一现象的发展。不少文人大臣为了明哲保身，选择阿谀奉承掌权的宦官，形成了谄媚依附的士风。也有部分刚直之士选择与阉党进行抗争，表现了刚正不阿的气节。 　　1、宦官专权下的高压政策 　　明清是文字狱最为严重的时期，明太祖屡兴文狱，杀害宋濂、刘基等文臣。明成祖即位，“置东厂于北京，初，上命中官刺事”，[3]对文人刀具威逼、手段残忍。在如此的高压政策下，许多文臣逐渐变成小心屈从的文士群体。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可谓是明代较有才能和作为的政治精英，杨荣“事君有体，进谏有方”，避免“以悻直取祸”。而杨溥更是“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文臣名士尚且如此谨小慎微，常人更是不敢妄言。可见，明初文祸对士人心理的影响多么深刻。武宗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再立内厂，加强化了对士人的监督。东厂、西厂、内厂，加之锦衣卫，厂卫大兴，致使文臣不敢有丝毫违背，一旦“忤逆”宦官头目，则下场惨烈。万?“首劾魏忠贤，廷杖流血死。……天启中，忤魏?惨死者，先后一十七人”[4]宦官的特务活动笼罩下，文人稍有疏漏，轻则被杖、致仕，重则惨遭屠戮。 　　2、谄媚依附的士风 　　擅权宦官的威令震慑，使士人多明哲保身，加之宦官的威逼利诱，不少士人走上依阿取势之路。从王振擅权后，三杨为首的台阁诗文以争献谀词为能事，士风萎靡软弱，士人渐趋形成奴性品格。之后，谄媚权宦之风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强权的宦官，文士们噤若寒蝉，文坛亦一片谄媚之气。刘瑾擅权，士大夫“悉为曲学阿世”[5]，“廷臣附和者众”，乃至公审刘瑾之时，瑾公然叫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如果没有朝臣文士望风献媚，阉宦势力何至于如此嚣张。 　　文士的谄媚依附行为无疑助长了宦官的专权之势，反之则又使谄媚风气大行其道，形成恶性循环。谄媚之风至魏忠贤时代达到鼎盛，“祠宇遍天下，俎豆及学宫……颂功德者四十万人”。可能皇帝也不过如此，以致崇祯愤愤不平：“忠贤不过一人耳，外臣诸臣附之，遂至于此！”。 　　在古代，许多文人崇尚“学而优则仕”，所以文学创作者也多是政治参与者，当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发生冲突时，文士们多以“牺牲”创作来换取仕途的成功，文学创作也成为他们获取权力的工具和手段。明代谄媚依附之风的盛行不仅是宦官政治的反映，也是皇权专制下的必然结果。 　　3、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