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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经济偏热体制原因及控制 　　摘要：导致经济偏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因为体制原因造成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不当或称非理性投资。但地方政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其非理性投资行为又具有客观必然性。防止经济过热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投资职能，构建地方政府投资的约束机制，完善投融资管理体制，抑制地方政府不当的投资冲动。 　　关键词：政府投资； 投资博弈； 投资职能； 抑制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8－0145－03 　　 　　尽管从理论上讲，以控制经济运行轨迹趋向于均衡状态的政府宏观调控应该有两种基本表现形态，即针对经济萧条的“刺激”和针对经济过热的“抑制”。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针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所进行的调控，基本上都是基于经济偏热所进行的抑制或紧缩型宏观调控。为什么在我国总是会出现经济过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因为体制原因造成的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不当。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次大起大落，都与投资规模过大密切相关。而以地方政府主导的行政投资扩张对每一次投资波动都起到推动作用，地方政府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需要引起广泛重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界线在于是否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进行调节，即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非理性，即地方政府在投融资活动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过多地使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等方式对本地区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导致本地区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不合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但地方政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其非理性投资行为具有客观必然性。 　　 　　一、 投资以及地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根据经济学上的定义，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投资活动主体与范畴非常广泛，它既可以是单个的个人，也可以是一个企业，还可以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投资行为本文不涉及）。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是指地方政府以直接或间接投资方式从事投资及对其所辖区域内其它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进行管理的行为。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个人及利益集团在政治市场的行为和经济市场中的行为是一致的，都服从“理性经济人”假设。马克思也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地方政府如同个人，也会追求利益，有其自身的效用函数。当然，在对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时，仅仅套用“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至少还应该服从以下两个假设：（1）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效用最大化，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其效用最大化可以分解为以下方面：一是地区福利最大化，二是政府官员福利最大化。地区福利最大化是政府委托人希望它达到的目标，政府官员福利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考虑的自身利益。（2）地方政府投资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即利用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或时间不一致，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地方政府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只具有有限理性，不能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一览无余，也不可能获得现在、将来的一切信息，中央政府也是如此。因此，地方政府会利用不完全信息与中央博弈，具有机会主义倾向。 　　就经济方面而论，设立地方政府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费用较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合理不仅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相反，如果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不仅会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我国当前投资构成中，国有和地方项目仍占了很大比重。2006年上半年，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占46.5%，地方投资占89.6%。由此可见，虽然我们面临的体制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政府投资仍然是主要方式。政府投资在改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无庸置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投资冲动的形成机制没有根除（例如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压力、行政性周期的作用等），不规范的政府投资行为频频发生，政府投资的强烈导向作用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扩张，进而导致投资率高居不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地方政府举债基建相当普遍、政府主导的“过度招商”抑制了固定投资过快增长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获得的巨额土地出让金主要投入基建、软约束下大学借贷搞扩建、国有企业利润转化为投资也是造成投资率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违规使用专项基金搞建设、略带扩张特点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每一次大起大落，都与投资规模过大密切相关。而以政府主导的行政投资扩张对每一次投资波动都起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