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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云南农垦企业改革思考 　　摘 要：农垦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代表，对国家战略安全承担特定的使命与责任，在新时期，农垦企业的战略地位需要进一步强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标杆。以云南农垦为研究对象，总结农垦企业在上一轮改革的得失，从职能定位、产权关系、企业治理、竞争力表现、企业文化五个角度剖析当前云南农垦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在此基础上，应用产业经济学、企业管理的相关理论，遵循问题导向型原则，提出五个方面深化云南农垦企业改革的对策思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推行混合所有制；推进垦区集团化，形成企业集群，促进产业升级；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实现经营职能与公共职能的分离；加大资金投入，促进农垦企业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建设；妥善解决社会养老保障缺口问题，重塑农垦“再创业”文化。 　　关键词：农垦企业改革；农业企业；云南 　　中图分类号：F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005-03 　　一、引言 　　云南农垦作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和代表，创建于1951年，为屯垦戍边、建设和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肩负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云南农垦历经多轮改制，目前垦区分布在全省8个边境州（市）28个县（市、区），在 6个州（市）设有农垦局，共计43个农场[1]。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5]33号）、云南省《关于深化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云发[2016]15号）的文件精神，反思上一轮云南农垦企业改革的成败得失，进而分析其存在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提出深化改革的建议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云南农垦企业经营管理面临的主要困难 　　2010年，为贯彻云南省《关于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维护垦区稳定的若干意见》（云发[2009]19号）的文件精神，以经济融入市场、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三融入”为方向进行了系列改革。云南农垦实施了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实行政企分开、社会职能移交地方等措施，为维护垦区社会稳定，履行社会职能垦区全覆盖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上一轮改革遗留的缺陷被放大，制约了云南农垦的农业现代化进程速度。笔者于2016年7―9月调研走访了云南农垦企业集团以及德宏、普洱、版纳等州市的农垦局及下属农场，通过与农垦局相关管理人员、农场管委会成员以及农场企业经营者的访谈交流，归纳梳理出当前云南农垦企业经营管理面临的五个突出困难： 　　（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社企不分已然成为制约农垦企业发展的首要弊端 　　企业的本质是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2010年实施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讲，弱化了企业经营的本质属性，强化了其行政职能。农垦农场与管委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经营职能、行政职能、社会职能相互交叉。有些国有农垦企业虽然经过改制，但也只是剥离政府职能，减轻社会负担，由于国有农场内的许多设施具有经营性和公益性双重特性等原因，难以完全厘清其经营职能和公共职能[2]。于是改革后的部分农垦企业呈现出“非政非企、非城非乡、非农非工”的乱状，与地方经济社会“两张皮”。 　　（二）产权封闭化，国有资产管理缺位现象仍然存在 　　产权是组织所有权、经营权、剩余索取权和分配权等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产权结构的开放程度会影响和制约组织机制的理性选择。国有农垦由于历史原因，产权结构往往呈现出国有股份“一股独大”的特点，产权高度封闭化，导致云南农垦企业在资源配置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方面都难以实施高效能。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建设，各级政府征用农垦土地增多，农场土地大幅减少，失地职工家庭增加，州（市）、县政府欠拨、借用土地及相关作物的补偿款突出。尤其是经营性项目征占土地中，农垦企业未享受到土地挂牌出让后的收益，不能发挥土地流转后的经营效益。农垦企业土地流失，农场权益受损，都折射出农垦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国有资产代表人监管不力的缺位现象，农垦企业管理者也同时面临剧增的廉政风险。 　　（三）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制衡机制难奏效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以公司制为代表，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机构组成委托―代理，形成激励与制衡并存的法人治理结构。 　　云南农垦企业实施属地统筹后，农场（或管委会）的经营管理者主要由属地政府发文任命，工作徘徊在农场社区公共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之间。农垦企业高管多来自县乡行政部门抽调，一方面，由于外部行政力量的强制或仕途利益驱使，被迫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公共管理职能方面，对企业经营分身乏术、责任分散化；另一方面，这种类型的管理者，虽然拥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但是缺乏经营经验的积累和沉淀，经营能力现“短板”，并不完全符合农垦企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