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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避难史上中国模式
犹太人避难史上中国模式
从古代犹太国家灭亡到1948年以色列建立,两千年的犹太民族史就是一部离散和避难的历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中国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与犹太人在其他地方的避难经历相比,犹太人来华避难有一些独特之处,也可称为“中国模式”。1月27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一年一度缅怀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本期刊登中以两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追述几十年前的那段独特历史。 ――编者手记
开放型的大城市成为主要避难地
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总人数达到3万。除数千人又辗转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仍有约2.5万名犹太难民把中国当作“诺亚方舟”,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在纳粹排犹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将犹太难民安置在庇护所,一些拉美国家安排犹太难民从事农矿业,而来华犹太难民则基本上都来到了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等。这些城市都是开放型的,而且具有政治上的包容性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上海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以致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近一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移民和难民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上海、特别是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比如反抗日本占领的韩国抵抗运动、逃离苏联的俄国政治难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独立运动成员、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团体、争取菲律宾独立的团体和人员、反对纳粹占领的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代表等。政治流亡者和难民往往进入列强的租界与中国政府统治区域的交叉地带,并周旋于列强和中国各派之间,以维护政治和经济权益。 生活在没有原发性反犹主义的环境中
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不同,中国并无原发性的反犹主义,这为来华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
据考证,“犹太”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至1838年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此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犹太国”一词。此后,1836年出版的《耶稣降世之传》中出现了“犹太民”,1840年出版的汉译《圣经》中出现了“犹太人”。中国士大夫编著的《瀛环志略》以及太平天国颁布的官书也都沿袭了“犹太”这一译名,“犹太”逐渐成为中国的标准译名。
众所周知,反犬旁在汉语中带有贬义。因此有学者认为,郭实腊用此译名乃是因为他的故乡德国有着强烈的反犹主义传统。但是,中国统治者接受这种译法主要由于盲目自大和无知,因为他们也曾将法国人译为“犭去”人,将英国人译为“犭英”人。当时不少人还将开封犹太人称为“兰帽回回”,说明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犹太人,对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也不太清楚。后来,随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l,一些中国政治家、报人和外交家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从犹太民族的曲折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促进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
总体而言,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知之甚少。在当时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犹太文明及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中,虽然也讲到犹太人亡国离散的历史,但没有提到“反犹主义”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末,犹太人在俄国、东欧遭到大规模杀戮,一些人逃到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步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反犹主义。此外,一些出国公干人员及其家属也记述了亲眼目睹的反犹情况。1889年到1893年受清政府委派出使欧美国家的崔国因详细记述了俄国反犹的情况,比如“俄人议逐犹太之民。已有出境者,饥寒所迫,伤亡甚多”。1903年后随丈夫赴欧的单士厘也记述了生活在隔离区内的罗马犹太人的悲惨状况。在此前后,中国许多报刊都对俄国、东欧的反犹情况进行了报道,普遍谴责反犹暴行,对犹太人表示深切同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来到中国定居,以及越来越多的西文著述被译成中文,反犹主义也被带到中国。哈尔滨、上海等地均发生了由日本人、白俄和纳粹分子策划的反犹活动和事件。总体来看,“进口”的反犹主义虽然使一些中国人对犹太人产生负面看法或偏见,但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发起大规模反犹运动,使面临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对反犹主义的认识一下子大大加深,而且从不理解或不关心转向坚决反对。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率领包括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人在内的代表团向德国驻沪领事伯赫瑞德递交了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
对于主张重建犹太国家的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国人一开始只是一知半解。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反应。1903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成立,随后出版刊物《以色列信使报》,鼎力宣传锡安主义思想,越来越多的在华犹太人加入锡安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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