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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性善论引发对社会保障新思考 　　【摘要】在社会保障方面，传统的中国社会对于人性善的追求是一种错误价值导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缺失了法制性与长效性。鉴于此，现代社会应该以人道主义为价值指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人道主义的价值的追求，是人性善理念的体现，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性善论；人道主义；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 F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8）05-0092-02 　　 　　人性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西方的学者从性善论、性恶论或善恶兼顾论的角度出发进行政治理论的建构与政治制度的设计。当人性善的理论运用于当代视野下的社会保障时，会有新的启发。 　　 　　一、性善论，中国传统认知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弊端 　　 　　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人性问题上推崇人性善与人性完满。例如《三字经》中就有“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经典语句。儒家的代表之一孟子就认为“人性之善也，如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只要“存其心，养其性”，在修身养性方面下功夫，就可以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一种论断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当有人成为弱势群体的时候，提供保障的第一责任者便不是政府，而是具有一定条件的个人了。因为封建社会下要追求人性的善，如果不去做，就是恶人，是有悖于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的，因而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所谓“为富不仁”就是这样一种境遇。但是，如果政府做了一些保障的事情，就是善事了。因此，对人性善的追求，看似十分美好，却给社会保障问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至今我们还受其影响。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并没有社会保障，但从广义上来讲，古代社会也存在一定的社会保障成分。在许多朝代，由各级政府设立了“悲田院”、 “福田院”、 “居养院”、“养济院”等，对社会上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人实施收养，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社会保护职能。但是，这种保障只是在很小的规模上实现的，政府并没有根据法律的规定，采取二次分配的方式对有生活困难的人给予物质保障和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因此政府的上述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作秀，意在体现统治者的仁义善举，是统治者人性善的表现，并让民众效仿，其实质不过是为了维护传统宗法制度下的“忠孝礼义”的措施。可以这样说，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使家庭对社会保障的供养制度。这样把政府的责任就推给了个人，维护了社会的安定，还要让人民感恩，可谓一举多得。 　　封建政府的施恩并没有促进现代意义上社会保障的缘起与演进，致使社会保障成为家庭的主要内容，也成了其负担，直到今天的农村地区，也没有大的改观。在性善论的价值取向下，享受社会保障便不能被理解为公民应依法享有的权利，反而成为一种受之于人性善者的善意之举，是传统社会留给现代社会的思想痼疾，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接受者的感恩戴德。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某某领导在某个节日来临之际，带着慰问品到困难群众家中看望，而群众往往手持红包，以至于“感激涕零，不知所言”。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法律意识与权利意识的缺失，是我国社会保障在公民个人层面上的困境。另一个方面是施与者的“施恩”思想，官员居高临下，他所关心的不是群众的生活，而是自己与群众的握手镜头，意在表明，我就是施恩者，在人性上我是善的。就是这样一种对于人性的变态追求带来了社会保障的非法制性与非常态化。非法制性，体现在我国并未对社会保障进行专门立法，法制的缺失意味着权威的缺失。在这种境遇下，把救济给谁，给多给少，全凭当权者的主观意志，因而社会保障问题难以从实质上得到解决。在缺乏长效机制的社会现实下，弱势群体难以得到有力的保障，于是有了许多负面结果，例如，近几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并且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三十三，高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作为农村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她们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之巨可见一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安定的最后一道安全阀，如果社保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动乱，使整个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二、人道主义，现代社会保障的价值理念 　　 　　社会保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中有弱者存在，而对于弱者的关怀，恰恰是社会正义实现的重要表现。在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一卷中，苏格拉底驳斥了色拉叙马霍斯“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指出“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由此可见，对于柏拉图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