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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动物习语翻译研究 　　摘要：动物习语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着既相同又不同的文化内涵。本文以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比分析《红楼梦》两英译本中四种不同类型的动物习语，即重合、冲突、全空缺与平行习语的具体翻译实例，以找到动物习语翻译新的方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两译本的译者们在动物习语翻译方法的选择上存在着极大差异；不同类型的动物习语，其首选的“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也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能一定程度上为今后的动物习语翻译带来新的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动物习语；翻译；三维转化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8.3.038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8）3-0138-05 　　长期以来，各国人们运用自己丰富的智慧和想象在各自的语言文化中创造出了大量含有动物名词的习语，它们通过隐喻、拟人、借代等多种修辞手法成功地描述了现实中的人和事，且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如何恰当地将不同文化中的动物习语进行互译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学者们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动物习语的翻译进行了研究，以找到普适的翻译方法。如郭华（2011）在关联翻译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四种翻译英汉动物习语的方法，分别为直译、直译加解释、替代和意译。吴二红（2014）从跨文化交际角度归纳了汉语动物习语的翻译方法为直译、对等翻译、意译以及直译加注。卢艳（2016）从模因论出发将动物习语的翻译策略总结为借用相似模因、置换相异模因、补充说明缺失模因等三种翻译策略。生态翻译学作为一种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研究的新的范式，它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胡庚申，2013），并将翻译的方法具体落实在了“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上，为动物习语翻译方法的探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此，本文将从该范式下的“三维转换”角度对动物习语的翻译重新进行研究，以找到动物习语翻译新的方法。 　　一、生态翻译学与“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教授在其早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2004）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该范式在全球视野的生态思潮背景下形成，它借助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的类似同构，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从生态的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的综观和描述，其中包含了对翻译的原理、过程、标准、策略、方法与其他翻译现象所做出的新的阐释（胡庚申，2013）。在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下，翻译被认为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当译者面对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双语生态”的制约时，主动地选择去“顺应”或“叛逆”，是译者为了适应其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而作出的相应翻译方法的选择，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方面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它是在语音、语义、句型结构等多个方面、不同层次上同时进行的。选择这?N翻译方法的译者往往更加趋向于译语与原语的意思相近，形式相当。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有双语文化差异的意识，在翻译过程中努力保护两种语言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和谐。选择这种翻译方法的译者往往更加注重原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实现。事实上，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语言的、文化的、交际的等等因素往往是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的。在归纳译者具体所选用的“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时只是因为该维度在翻译时作用得较为“突显”，并不意味着其他维度、其他因素没有在翻译过程中起作用。 　　二、《红楼梦》动物习语翻译的三维转换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汉语语言的宝库。著作中作者为了更加丰富地刻画笔下的人物角色，铺排小说的情节发展，运用了大量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动物习语。如何将这些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动物习语成功地英译，使西方读者也能从书中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红楼梦》影响最为广泛的两个英译本的译者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师徒充分地发挥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能动性，在适应了各自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下，从“三维转换”的角度选择了各自的翻译方法，为本文动物习语翻译的对比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译例分析素材。 　　在中西方文化中，动物被赋予了既相同又不同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