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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一个文化符号背后历史思考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方法有许多种，最简单的一种是排除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历史上不曾有过这个人物，历史的进程和走向会有何改变，由此判断此人的历史价值。 　　如果没有王世襄，历史会有何不同？王世襄先生作为一个大藏家和文物学家，涉猎颇广，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对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推广。如果没有王世襄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搜集、收藏，就没有那79件珍贵的明式家具实物能够在上海博物馆向公众展示；也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两部明式家具的专着面世；80年代之后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可能也会因此推迟；席卷大陆的明式家具热潮也会晚一些年。 　　那么，王世襄先生的历史价值是不是仅限于此――把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推广提前了数年？王世襄先生在研究明式家具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这些遗憾是否影响着他的历史地位？ 　　“主流价值”与知识分子的立场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的西方文化与艺术的新浪潮，宛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抽象艺术、现代主义、波普艺术、新现实主义、行为艺术、极少主义、女权主义、新表现主义……此起彼伏，杜尚、波洛克、培根、博伊斯、汉密尔顿、霍克尼、沃霍尔……各领风骚。 　　而彼时的中国一直秉承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针，传统文化与艺术从被忽视到被批判，再到被没收与捣毁，传统艺术界与学术界万马齐喑。王世襄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双双受到否定与批判的前提下，坚持搜集明式家具的资料与收藏明式家具的精品。 　　黄苗子回忆起50年代的王世襄时，写道：“一部老脚踏车，后座加一块木板，老先生一天来回四五次，把他心爱的明式家具、紫檀交椅、唐雕菩萨坐像这些稀世文物，沉重地、小心翼翼地捆在车后，自己骑着送到照相馆拍照。” 　　文革期间，因收藏的家具太多又没有地方可以存放，全部堆放在小房间里，王世襄夫妻二人只能蜷缩在拼合起来的两个明代柜子中睡觉。这就是黄苗子说的：“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 　　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下放、破四旧……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王世襄都没能躲过去，在这样恶劣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个人遭遇之下，他依然坚持明式家具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凭一己之力攒下大量的资料与明式家具精品，为日后的两部明式家具的著作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这种对传统审美的不懈坚持，对学术研究的孜孜追求，足以让今天的大藏家汗颜。今天的收藏家拥有再多的藏品都无法达到王世襄的境界，因为今天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已经得到充分的挖掘――无论是市场价值还是美学价值。今时今日再庞杂的文物收藏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只是锦上添花，而不是王先生当年的雪中送炭。 　　用今天的话语来表述――王世襄在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里，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与立场。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一个时代的庸俗审美与价值混乱。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独善其身并坚持美学追求和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范本，这才是王世襄的真正历史价值。 　　用旧时的话语来表述――王世襄深谙明代文人的“嗅独和用独”。傅山说：“幽独始有美人，澹泊乃见豪杰。”王夫之说：“用众不如用独。”明代文人对群体行为和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有着非常清醒的反省，而对于自我认同的价值，则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王世襄先生的一生都秉持着明代文人的“慎独与用独”，始终与主流的价值取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无论乱世或盛世皆如是。50年代至70年代，明式家具的价值被否定的时候，他不管窗外风雨声，坚持自己的收集和研究。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明式家具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捧，王先生此时又冷静地置身世外，声明不再给明式家具做鉴定。 　　在流行“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的年月里，王先生坚守着自己的收藏，1966年、1967年王世襄被几次抄家，所有藏品被抄走。1971年国家开始发还当年被查抄的财物时，他一次次写信去索回自己的藏品。90年代，在明式家具的市场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先生却把40年来珍藏的79件明式家具精品半卖半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王先生永远不做“随大流”的选择。 　　王先生这种毕生与主流的价值取向保持距离，对群体行为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反省，坚持传统审美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立场，才是王先生真正的历史价值所在。 　　明式家具与文人气质 　　王世襄先生撰写的两部明式家具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明式家具的结构、制作和外形美。可惜的是，对于明式家具与明代文人生活方式的关系及对明式家具审美背后的明代文人人格和理想追求，王世襄先生并无着墨。家具不仅仅是设计的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审美意识，一种人文精神。明代家具是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汇点，文人的审美意趣与感官体验的结合点。明式家具反映了明代文人阶层的审美，还反映出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 　　明代家具结构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