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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公天下思想道义论价值图景 　　摘要：王夫之公天下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的思想结晶，凸显出其“公天下之权”“均天下之田”“任天下之责”的价值主张。王夫之公天下思想是对“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天下大同”思想的?U续与创发，体现他对民主政治的呼唤、生民利益的注重及敢任天下之责的精神追求，具有明显的道义论价值特质。 　　关键词：公天下；道义论；价值图景 　　明末清初，王夫之针对“一人私天下”的封建专制集权之社会现实，明确地提出了“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的“公天下”思想。他以“公天下之权”、“均天下之田”、“任天下之责”的道义要求，建构起公天下思想的道义论价值图景。这种道义论价值图景是对“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天下大同”思想的赓续与创发，凸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呼唤、生民利益的重视及敢任天下之责的精神追求。 　　一、公天下之权 　　“公天下之权”就是要把权利还于天下之人。王夫之在总结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的历史教训后，认为封建帝王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将天下之权收为一己之私有是对天下人的权利的剥夺，是其不能“固其族类”的根本原因，因此，王夫明确地提出了“公天下之权”的道义主张。 　　（一）天下是进化中的天下 　　王夫之的公天下思想与由来已久的夷夏之辨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但是，王夫之在继承了“天下”是由夏、夷构成的传统观念的同时，又提出了夷夏两者在文明进化中的质的差异性。对这种差异性，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有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说，由夷夏构成的“中国之天下”，其进化有着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其一是太昊以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明未萌，“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处于“茹毛饮血”的状态，其犹禽兽；其二是“轩辕以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明虽萌，但“人之异于禽兽者无几”，而且夷狄有文却不“备”；其三是“轩辕以后”的阶段，此时，唐虞三代已降的中国，“人文发焉”。从王夫之对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夷、夏的文明都是发展的，而两者在进化的过程中却存在着质的差别的，即夷表现出“有文而不备”的特征。当然了，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前提，王夫之并没有认为夷之文明是静止不变的，所以，他指出说：“?h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1]468这充分表明了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 　　实际上，具有普世价值的天下观念是一个发展、进化中的观念。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下”是由“中国（夏）”和“四夷（夷）”构成。与“中国”相对，它具有九州、四方、多方等的表义，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299，正是如此。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之“天下观”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空间含义，被注人了更多的伦理思想养分，尤其是从“家天下”向“公天下”的提升，就使这种“天下观”具有了更多的文化的价值的特质。由此，“公天下”价值的取向也就凝聚成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公天下之权的政治道义指向 　　虽然，在对待“夷夏”的问题上，王夫之以“孤愤”的情结对“夷”，认为“夷狄非我族类”，甚至把被视为贱民的“商贾”与“夷狄”等同，认为商贾是“小人之类”，“其气恒与夷狄而相取，其质恒与夷狄而相得”，对夷狄流露着一种“鄙薄”之意，然而，王夫之并没有完全地以大华夏去否定“夷”的存在，更没有“夷狄譬如禽兽”之蔑词，而是明确提出了夷夏“均是人也”的主张。应该肯定这种夷、夏“均是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人权平等思想的表现。为此，一方面，王夫之极力抨击了历史上尤其是汉代班超“欺弱凌寡”、残暴地对待“四夷”的做法。认为班超对待“四夷”，“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3]316，是“不复有人之心”的表现。另一方面，王夫之又主张以“道义”待夷狄。他说：“天子所恃以威四夷者，太上以道，其次以略，未闻恃一身两臂之力也。”[1]430王夫之反对以恃“一身两臂之力”而威“四夷”的做法，而是要以“道”“略”待“四夷”，以“仁心”化“四夷”，从而实现夷夏之间的“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和平共处局面。从这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王夫之“以仁守天下，以义经天下”[4]161的思想，是对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5]250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体现出“均是人”的平等要求与“天地之生莫贵于人”[6]391的人本观和价值境界。 　　王夫之“公天下之权”的思想主张，是对封建帝王视天下为一己之私产、将天下之权收为一己之私有的“私天下”之为的有力批判，也体现了他在国家的治理层面上要实现中央与地方实行分权而治的民主政治要求，这是对“秦愚”“宋耻”的反思的结果。所以，要“濯秦愚”“刷宋耻”，就必须“循天下之公”[3]1175让天下人同享天下之权，天下人共治天下，从而达到“固其族而无忧”的目的。王夫之“公天下之权”的思想，就是一种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是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