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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对明清之际西学接应及其意义 　　编者按：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下旬，“阳明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创新”研讨会在贵阳召开，吴光、张新民、董平、方尔加、陈卫平、钱明、刘宗贤、刘金才、张海燕等阳明学研究专家参加研讨会，共收到参会论文二十余篇，参会专家分别作了专题发言，对阳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阳明学的道德主体性与现代价值、阳明学的传承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选辑了陈卫平、刘宗贤、刘金才三位参会专家论文刊登。 　　摘要：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王学 明清之际西学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1-09-15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一、王学对西学流播的接应 　　放眼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这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泰州学派和王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这里主要分析王学尤其是泰州、龙溪学派对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思想凭借作用。 　　第一，王学的解禁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明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的最高权威，“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在这样僵硬、冷峻的文化氛围里，西学是不可能被接纳的。万历初期张居正死后，曾被嘉靖皇帝判为“邪说”而遭禁锢达五十年的王学全面解禁，极大地加剧了“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的局面，由此形成了宽容不同于程朱之异说的氛围。作为域外异说的西学此时传人中国，适逢其会。同时由于王学本身刚从“邪说”翻身，因而对于不同于以往正统儒学的西学是比较宽容的。已有论著指出在利玛窦等最初进入中国的阶段，给予帮助者均是王学或倾向于王学的学者。 　　当然，王学能成为西学的接应者，更在于其良知准则论蕴含着反对思想垄断、宽容异说的思想内涵。王阳明强调以自家内在的“心”（良知）而不是圣贤经典作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王畿和泰州学派将此思想大加发挥。王畿把自信自家良知和依傍圣贤及经典格套相对立：“世之儒者，以学在读书，学在效先觉之所为，未免依藉见闻，仿循格套，不能自信其心”。泰州学派直截了当地指出圣贤的学说并无神秘性：“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主张摒弃外在权威的束缚：“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则巨浸汪洋，纵横任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王学的解禁使得这样的思想成为社会思潮而大肆泛滥，以程朱为儒家正统的思想权威遭到了贬黜，正如时人所说：隆万年问，“学脉之瞀乱，于斯为极。不惟诎紫阳，几祧孔孟”。正统儒家学脉的紊乱，必然导致其它新学异说纷纷登场。这就为西学传播提供了空间。《明史?意大里亚传》对此已有所见，指出西方传教士“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目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王学风行造成了因程朱正统儒家对思想的垄断被打破而好异求新的文化氛围，青睐西学正是这一文化氛围的产物。徐光启的业师黄体仁、座师焦?f都以王学为宗，后者是泰州学派名士。徐光启深受王学影响是无疑的。他为焦?f的《澹园续集》作序，指出文章有“朝家之文”、“大儒之文”、“大臣之文”三种，对人的影响也有三种，即“当物者使人油然以思，若润于膏泽；人心者使人惕然以动，若中于肌骨；切用者使人俯拾仰取，若程材于邓林，而徵宝于春山”，能够融三种文章和三种影响于一身，“兼长备美，读其文而有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的，“近世见阳明氏焉，于今见先生”。他认为王学最可取之处是能激发人们越出常规来考虑问题，“平心以求诸六经，终觉紫阳氏为顺守，而彼氏（阳明氏――引者注）为逆取”。所谓“顺守”就是恪守固有的格套，所谓“逆取”就是敢于打破传统的常规。打破常规往往是和怀疑精神相联系的，对常规的怀疑是打破常规的先导。徐光启自称“启生平善疑”（《二十五言?跋》），这与王学的“逆取”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可以说徐光启成为明清之际最有代表性的西学人物，是经过对以往正统思想的疑虑而做出的破除常规的“逆取”之举。 　　王学把源自陆象山的“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思想予以发扬，也体现了反对思想垄断、容纳不同学说的精神，即“理”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不是某个人能够独霸的。王学的解禁使得这一思想成为不同学说可以并存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