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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诗学研究问题及反思 　　摘要： 　　上世纪以来，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不断趋于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其诗学著述疏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不了解其流传和存佚的情况，以致在谈到后世影响时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在利用其诗论文本时，只注重“论”而忽视“选”和“评”，无法避免“割裂”式的研究；用普遍性的概念强制阐释其诗学的范畴，忽视了其历史语境；在评价王夫之诗学的历史价值时，缺乏切中肯綮的批评。上述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皆在于研究者缺乏“了解之同情”。 　　关键词：问题；文献流传；著述体例；意境；“了解之同情” 　　王夫之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学著述卷帙繁多，体系庞大，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传承、流布和亡佚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又兼哲学家、史学家、批评家、诗人多重身份，其诗学与整个学术体系及创作实践有很深关系。这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加之研究者自身的疏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问题。现就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举例予以评述和分析。 　　一、疏于文献的考察 　　凡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文献考察。尚永亮撰文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大致分为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人学、哲学五个层面，他说：“诸如文献的辑佚、整理、考证、辨伪，作家行迹、作品系年等基本史实的考察、爬梳，辞书、书录、年谱等工具书的编纂，大都属于此一层面。这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如同地基深固，建造于其上的房屋才能坚实，才能持久。”①在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中，由于某些论者缺乏对文献的考察，仅仅依靠纯思辨的方式进行演绎和推理，陷入了臆测或者想当然的境地。如张健、涂波分别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没有绝句一类，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他虽然没有说到其中的原因，但根据王夫之的诗学立场推测，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唐代的绝句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可选者少的缘故。② 　　不选唐人绝句，与多选唐乐府歌行相对比，更能显出船山尊古体（乐府歌行和五古）的批评立场，也因此减少了《唐诗评选》在三部评选中的分量， 尊古抑唐的批评意图得以明确表达。③ 　　看到现存的《唐诗评选》没有绝句，就想当然地认为当初王夫之没有选绝句，这种思考过于简单。《唐诗评选》中没有绝句，并不是所谓的“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尊古抑唐”，而是《唐诗评选》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三卷亡佚了，分别是：四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④需要指出的是，王夫之确实有“尊古抑唐”的倾向，但和现存《唐诗评选》四卷中没有绝句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在评价王夫之诗学的历史地位时，上述错误也常常发生。如张少康、张健认为： 　　（王夫之）对清代几个重要的诗歌理论批评家如叶燮、王士?G、沈德潜、袁枚等人，都有重要的启示。……王夫之好以“神龙”喻诗，这和赵执信《谈龙录》中的记载，也不无师承关系。⑤ 　　王夫之以大学者兼事文学批评，自是不同凡响。他的理论后来成为神韵派和肌理派的一大张本。⑥ 　　说到王夫之诗学对后世学者的影响和启示时，我们必须要证明的是，后世的学者确实读到了王夫之的诗学论著。首先，叶燮（1627―1703）和王夫之（1619―1692）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只是生卒年都略晚而已。其次，叶燮的《原诗》著述成书的时间更早。叶燮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罢官归隐横山后潜心于诗学的探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原诗》的写作。⑦被后世认为是王夫之最重要的诗学著作之一《夕堂永日绪论》的写作时间，根据作者本人的记述是“庚午补天穿日”⑧，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可见，在“夕堂永日”系列著作成书之前，《原诗》已经成书，目前的文献资料中也没有发现任何两人交往的蛛丝马迹。有关王夫之在诗歌理论方面启示叶燮，只是想当然的说法。 　　与上述情形相同，所谓“启示王士?G”“为神韵派一大张本”说法也不可能。王士?G诗歌理论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反映其“神韵”诗说的著作有好几部，《唐选十集》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唐贤三昧集》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池北偶谈》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这几部书实际上都是多年累计成书的，具体写作的时间应该比成书的时间还要早。⑨根据严迪昌的说法，在康熙十九年（1680）王士?G升迁国子监祭酒后，王氏的“神韵”之纛已经开始招展天下。⑩而王夫之“夕堂永日”系列诗论在1680年之前根本没有成书，更没有刊印流传，那种 “张本”“启示”之类的事情绝无可能发生。再者，就王夫之诗学理论对赵执信（1662―1744）、沈德潜（1673―1769）、袁枚（1716―1797）、翁方纲（1733―1818）等人产生的影响说法，我们深表怀疑。由于他的反清态度，其著作在清初流传的范围很小。根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一书的考证，在编纂的《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于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