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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汉学研究 　　摘要：为了深入探讨嘉道以后汉学的研究概况，从学术史的角度反映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汉学在学术界的地位，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汉学在学术界属于占优势地位的学派，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内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具有尊汉采宋、经世致用、以学论政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汉学；晚清；学术特点；尊汉采宋；经世致用；以学论政 　　中图分类号：H1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4-0102-03 　　 　　清代以降，学者常以“汉学”来指称时人以注重考证、训诂文字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潮。事实上，汉学体现了清代经学的主旨和皈依，符合清代学术的基本情形。正是由于有像惠栋父子开创的吴派近乎固执的“唯汉是好”的学术取向，才使得“汉学”这一学术主流，即使到了思想、学术更迭频繁的晚清时期，仍然在学术界占有庞大的阵营和强大的影响力。如张之洞谓：“天下人才多出于学，不得不先求诸经，治经之方，不得不先求诸汉学。其势然，其序然。”一般认为，汉学作为清代学术思潮的代名词，启蒙于康雍时期，至乾嘉而趋于全盛，嘉道以后，斯风渐衰。事实上，嘉道以后直至光绪中期，期间虽然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风气稍有变化，但汉学仍然在整个学术界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汉学研究的宏观考察 　　 　　清代汉学肇始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的提倡。乾隆时期，汉学研究以苏州的惠栋、徽州的戴震等为旗帜，形成了著名的吴、皖两派。惠、戴二氏及其弟子将汉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造就了以苏、皖、浙为中心地区的汉学重镇。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不仅汉学重镇保留了强大的学术群体，而且在原来汉学不甚发达的广东、福建以及西南、湖湘等地区，出现了众多知名学者，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江苏学者大多承吴派学风，其知名者如顾广圻长于校勘之学，其“正讹订谬，最称精审”。陈奂精于《毛诗》；朱骏声专攻《说文》；张文虎长于校勘之学；汪士铎治经，根柢小学。另外。扬州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学术湛深，就连极力攻击汉学的理学家方东树也赞誉有加。封疆大吏阮元更是学界领袖，不仅著述丰硕，而且创办书院以培养经学人才，因此被“海内学者奉为山斗”(清史稿?阮元传)。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一门三代专治《左氏春秋》，成就突出。刘宝楠、刘恭冕父子专攻《论语》，所得甚多。而常州李兆洛究心考据训诂；刘逢禄精研公羊春秋，“每考一事，议一礼，经师家法，秩然不混”。 　　安徽地区，汉学知名学者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江有诰所著《音学十书》，为段玉裁所推崇。俞正燮治经，“以汉儒为宗……不离畔于训诂”。胡承珙专意于《毛诗传》；马瑞辰尤精于《诗》；胡培晕长于礼经；程恩泽一生著述颇多，被认为是与阮元齐名的“儒林冠冕”。 　　浙江地区学术研究历来发达。嘉道以后，更是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汉学者，如黄式三治学，“尤长三礼。论?{郊宗庙，谨守郑学”(清史稿?儒林三)。子黄以周于亦尤精三礼。沈尧喜研究金、元史学，所著为当时学者所重。俞樾治学，以高邮王氏为宗，“能确守家法，有功经籍”(清史稿?儒林三)。戴望通声音训诂、公羊之学。孙诒让学术研究涉及领域较广，与俞樾、黄以周等“承休宁戴氏之术，为白衣宗”。 　　广东地区的学术研究以阮元所创建的学海堂为界――此前以宋学为主，此后进入了“汉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太平天国时期，汉学中心地江、浙、皖等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文化事业陷入低谷，所以江浙衰而粤转盛。曾钊笃学好古，精于考据学，是晚清广东汉学的主要倡导者。林伯桐精于《毛诗》及《礼》，所著之《毛诗通考》等，“皆极精核”(清史稿?儒林三)。侯康、侯度兄弟从学于林伯桐。侯康湛深经术，侯度长于礼学。陈澧精研经学，著述丰富。 　　清代中前期，因封建帝王对理学的推崇，再加上李光地等福建理学名臣的推波助澜，使福建理学在当时显得格外活跃。但到了嘉道年间，福建的学风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主张汉学的风气开始在全省流行起来。陈寿祺受其师阮元影响，专治汉学。其所辑校郑玄注解之《尚书大传》，“最为详核”。子陈乔枞传乃父辑佚之学，续成《今文尚书经说考》、《齐鲁韩三家诗遗说考》等。寿棋门下弟子众多，如王捷南、杜彦之、孙经世等，皆以经学名于当时。此外，林春溥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务，精于史学；何秋涛治学以汉学为根基，尤精舆地之学，所著《北微汇编》被咸丰赐名《朔方备乘》。 　　湖湘理学传统悠远久长。嘉道以后，学风陡变，“当乾嘉朴学极盛之时，湖湘学术自成风气。考证之业，不能与吴、皖并驱争先。到了晚清，如李道平……王先谦、叶德辉等，纷纷竞起，于是经史考证……各有专家，有些实超越江浙诸儒之上了”。李道平精《周易》，所著《周易集解纂疏》，“有功于遗经甚大”。魏源治学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