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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水围夜与雾对人性关注与思考 　　摘要：人性是文学的灵魂。作为人类自我观望的一种方式，文学关注的重点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文学是电影剧本的蓝本和精神。中国当代电影艺术一直在追求表现人性，“人性”这一命题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紧密联系。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就是一部成功的关注人性、思考人性的作品。 　　关键词：人性；小人物；命运；许鞍华导演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154―03 　　 　　一、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小人物，他们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印记，仿佛他们的生活再怎么波澜激荡，总是欠缺那种被注目、被记录的庄严。所幸，电影记录了他们：他们的感伤，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爱情，他们生活静谧处的震颤。在电影里，他们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价值，同时也获得了生存意义上的尊严。 　　中国当代影片所描绘的小人物的生活，是具有东方特色的絮语般的平静陈述。在这种陈述里，宏大的历史背景被揉碎，深刻的时代划痕被修补，成为某个小人物的心灵纹身，剩下的只是对人性本身的探寻，以及对生活本身的敬畏。 　　《天水围的夜与雾》以轰动一时的天水围灭门惨案为蓝本。在影片中，任达华出演一位香港本地人，张静初饰演一位从内地来到香港的女性。故事发生在两个成长环境不同的人之间，最终任达华杀死老婆和两个孩子后自杀。虽然当时的新闻报道将男主人公塑造成一个邪恶角色，但在许鞍华的镜头下，却赋予了杀人者足够的杀人动机，以及宿命的悲剧感。 　　导演许鞍华在本片中以沉稳写实、去除矫饰的风格再现了这一发生在2004年轰动全港的天水围真实命案。许鞍华没有把《夜与雾》拍成一部满足猎奇心理和提供感官刺激的电影，冷静到近乎冷漠的叙事背后，使人感受到许鞍华心底对香港这个物欲都市的厌弃。 　　晓玲来自四川乡下，家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所以她被来自香港的装修工人李森俘获芳心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与李森的婚姻曾让晓玲父母的虚荣心大获满足。李森给家里修房建屋，购置家用电器。李森就是这个穷乡僻壤的救世主。在香港属于绝对下层的李森，在晓玲家乡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款。而且李森事实上已然凌驾于晓玲的家庭之上，他对晓玲妹妹的霸占举动，某种程度上就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主一奴式关系。当晓玲妹妹接受警方质询时，她说姐姐只回来两次，带回来两件东西：一件是电视机，另一件就是姐夫。必须指出的是，晓玲自己也在千方百计地力图斩断自己与故土的联系。 　　安土重迁的农民被抛置在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变局中，他们当然是失位的――《天水围的夜与雾》就这样把视野拓宽到了整个中国，放置在大中华的整体巨变下，其原因才能逐渐明晰。许鞍华就用这样抽丝剥茧的方式告诉我们，在现代化的繁荣表象下，还隐藏着许多内伤。李森灭门惨案所划开的社会伤口，正好成为许鞍华用摄影机展现这些内伤的契机。 　　巨大的地区差异不容忽视，人们脑中的旧意识也成了背后的刽子手。当晓玲被李森粗暴地伤害后，她一开始只是不想丢家里的面子，不愿声张，而晓玲的父母也是这个想法，脸面第一，男人打女人是稀松平常的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连调解家庭暴力的香港社工也极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森引用的“床头打架床尾和”的俗语最终让晓玲没能逃出这个火坑，而顺理成章地得到一个悲剧的结局。 　　《天水围的夜与雾》中李森对亲生儿子教导无方，使其成为无业游民；他为了表现自己的香港大男人形象，把狗虐打至死，对晓玲性虐待以证明他的“一家之主”的地位。但实际上他连女儿的生日会费也要推给妻子处理，对智障的女儿爱理不理。小人物李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电影的氛围营造得十分出色，如最后李森把晓玲与女儿杀掉的情节中加了李森虐打狗的蒙太奇情节。加上李森常把“打打杀杀”的字眼挂在口中、李森在深圳用刀自残以及他殴打晓玲的情节都为悲剧增加了一种无肋、令人透不过气的感觉。 　　占影片很大篇幅的李森随妻子晓玲回四川乡下老家成为《夜与雾》最核心的部分，它提供了李森此后暴虐行为的真实动机和依据。面对晓玲的寒酸家境和晓玲父母的低三下四，李森获得了一种救世主和上等人的心理满足，这是在香港无法获得的感受，就像在香港没有人会把他这个装修工头称为“工程师”一样。李森人格的异化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的膨胀下完成的，进而觊觎晓玲的二妹他也觉得理所应当了。许鞍华用这样的生活细节为这段以傲慢与偏见凌驾于理智与情感之上的婚姻做着注解。面对一条本来应该被清蒸但却被红烧了的鱼，李森愤愤地说道：“乡下妹就是乡下妹，都不知道清蒸海鲜。”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李森这一人物身上的偏狭和暴戾可以说是自身性格缺陷赋予的，他与前妻的儿子在接受警方询问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李森的前妻很凶，他原本是怕老婆的。一个谦和懦弱的丈夫到婚内凶徒的转变过程，其背后所揭示和谴责的是那种建立在物质占有和挥霍之上的虚妄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