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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五四至建国时期语文教学方法改革 　　“五四”至建国时期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初创期。在这一时期,语文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语文教学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新的教学方法不断被尝试,新的教学法理论著作不断问世,新的语文教学刊物不断涌现……一度形成了一个“语文教学方法改革的热潮”。纵观这三十年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有两大转变值得我们关注。 　　 　　一、从照抄照搬到创造性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进入了语文教科书。如何教学这些形式和内容都与文言文有着很大区别的文章,是当时的语文教师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套用原来文言文教学的方法肯定不行,那么,白话文教学应该如何走出困境,开拓新路?当时具有一定开放意识的、提倡白话文教学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只有与现代教学理论相结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他们的提倡和努力下,杜威的教学方法、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教学法等不断传入。设计教学法、分团(组)教学法、比较教学法等纷纷在我国的中小学校进行试验和研究。“我们对于国文的旧教授法,真是十二分的厌恶了,我们决不相信那样的教授法于学生还有多少利益;所以遇着新的教授法,敢毅然决然的去采取它。即使它试行得没有好结果,然而我们敢预断也不好到像从前的样子罢了。”[1] 　　应该说,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改革我国的教学方法是一种进步,尤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新的问题:无视传统与汉语的特点,盲目引进,照抄照搬。“一种教育新方法,一经介绍,往往便接受实行,风靡全国,如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学生自治制,未经就其所根据的理论本身与国情需要详加择别或修改,即行全盘介绍施行。”[2]因此,许多试验都最终无疾而终。例如,吴淞中学开始实施道尔顿制时,无论是组织实施的负责人还是参与实施的教师,对道尔顿制只能说是处于了解的水平上。当时吴淞中学国文教员沈仲九就曾说,“我和?Z工,对于道尔顿制,老实说,只看过几篇译文,哪里说得上研究。”[3]他们仅凭着感觉认为道尔顿制优于当时的班级授课制,就大胆地试行。因此,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人文背景、民族心理与言语思维的差异,又由于对外来教学方法的生搬硬套,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语文教育革新中的一系列问题。于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对这种盲目追随、模仿的作法进行了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呼吁作“中国化”的努力。在吸收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并结合自身的读写实践经验而创造性地予以发展。“在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中迸发出了朵朵绚烂的火花。”[4]如黎锦熙提出的讲读教学法是在自动主义基础上总结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经验(如诵读法、美读法、回讲法等)设计而成的一种教学方法;此外,李廉方的廉方教学法,徐特立的自觉学习的教学方法等都是国外教学方法与传统国文教学经验想结合的典范,为以后的语文教学提供了一种借鉴与指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倡导的“导儿学步”教学法。 　　“导儿学步”教学法是在自动主义的现代教育思想和“导而勿牵”的传统教育思想启发下创立的一种新教法。上世纪四十年代,叶圣陶、朱自清在设想阅读教学方法的时候,说:“学生从精读到略读,譬如孩子学走路,起初由大人扶着牵着,渐渐的大人把手放了,只在旁边遮拦着,替他规定路向,防他偶或跌跤。大人在旁边遮拦着,正与扶着牵着一样的需要当心;其目的惟在孩子步履纯熟,能够自由走路。”(《略读指导举隅?前言》)精读是“导儿学”,略读是“儿学步”;精读是“举一”,略读是“反三”。这样,由预习而讨论,由讨论而练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逐步学会读书;由精读而略读,由略读而博览,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逐步练成阅读的熟练技巧、逐步扩展阅读的范围,进一步充实内部的思想营养。 　　从照抄照搬到创造性发展,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方法改革终于在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教学经验的撞击中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尽管这些教学方法还不是很完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它毕竟找到了正确处理现代理论与传统经验的途径,为语文教育教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从重“学”到“教”“学”结合 　　 　　“五四”时期,受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开始了由“教”向“学”的转变。很明显的一点是,在20世纪初,教学法方面的著作,均是以“教授法”命名的,如徐特立的《国文教授之研究》、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等。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渐变成了“教学法”,如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等。“教授”与“教学”虽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思想。“‘教学’和‘教授’不同,教授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处于被动是地位,只须‘受教’,不必‘自学’;教学则以学生为中心,不但使学生有学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