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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文史研究中地方志利用 　　摘要:地方志对于解决文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诸如政治、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生平活动,文学作品的系年等等,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以明代世庙大狱、明中期陕西盐政、明初陕西文学以及王安石文系年等问题为例,说明地方志在文史研究中的价值。 　　关键词:地方志;政治史;经济史;人物研究;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4-0001-07 　　 　　以往文史研究中的很多问题,诸如政治、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人物生平活动,文学作品的系年等等,由于史料的缺乏,常常模糊不清。而随着各种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被利用,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近年来,笔者在研究中屡涉地方志,深感其在文史研究中有着其它文献不可取代的作用,故略加论述。#61472; 　　 　　一、方志之佐证史事 　　 　　地方志可以修正和补充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旧有记载,丰富我们对于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认识。 　　我们以往对于历史的印象,大都来自于正史的描述。从春秋时代以来,总体来看,记载历史的是一批批学问最好,并且人品高尚的学者,因此给我们留下了堪称世界之最的翔实且丰厚的史书文献。但是不可否认,这些记载也有明显的缺陷,除了任何学者都无法避免的错误之外,还有详于中而略于外,重主干而轻枝叶之弊,因此即便是孔子这样最优秀的史学家的成果《春秋》,也难免“断烂朝报”之讥。 　　而地方志记载史事,因多属本地发生,且记述者往往是当事者,故其所述真实性较强,可以修补正史之缺讹,扩展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识。 　　反抗朝廷官府的民变,历来是史家记述的重点,因为这关乎到统治者地位的稳固性。因此中国的“农民起义史”是一门大学问。然而由于这些民变多发生于畿外各地,发生时往往会引起当地的动荡混乱,信息在传导过程中会发生偏转,因此史书记载中的农民起义也往往是简略扭曲且混乱的。但是,方志的编纂者因为身处当地,对相关的信息的掌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记往往更为可信。 　　明代嘉靖五年的李福达借白莲教谋反案,是震动朝野的大事。与朝政关系之密切,朝臣受株连之众,均罕有其比者。始而定罪,继而翻案,时隔四十年后再度复审,再度翻案,其真相扑朔迷离。这也被称为“世庙大狱”。《明实录#8226;世宗实录》卷66“嘉靖五年七月乙酉”条载是案之缘起: 　　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等言:山西太原府崞县人李福达,初以妖贼王良、李钺谋反事连坐,发戍山丹卫,逃还改名李五。清军御史勾发山海卫,复逃还,寓陕西洛川县,妄称弥勒佛教,诱惑愚众。县民惠庆、邱进禄辈俱往从之。福达以是居积致富,诳进禄等言:“我有大分,宜掌教天下。今暂还家。若等宜聚众俟我。”遂将家还山西。进禄等事觉,见捕急,遂聚众为乱,授官爵,杀伤吏民官兵。捕获,供称李五首谋。福达闻事发,复亡入五台县,易姓名曰张寅,往来山西徐沟县同戈镇。已,又挟重赀来京,窜入匠籍,以赀纳为山西太原卫指挥使。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诡能烧炼和药,往来武定侯郭勋家甚密。久之,踪迹顿颇露,乃回同戈镇。其雠薛良首发之。福达惧,复亡入京,官司捕得其子大义、大礼,案治之。福达窘,乃身自抵正,而贿求武定侯。郭勋书抵巡按御史马录,为之嘱免。录不从,竟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臣等谨按,福达以妖术惑从,邵进禄等之反,实福达首谋,??之重典,厥罪允宜。但郭勋以勋戚世爵,乃交通逆贼,纳贿行嘱,法不可宥。请并逮治之。得旨令诛福达父子,并没入其财产,妻子为奴。郭勋令对状。勋具服谢罪。 　　上特宥之。给事中程略、刘琦、王科各言勋罪重,不宜贳。章下所司。 　　清#822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6《李福达之狱》于此案的审理过程及后续发展有详细的记载 : 　　先后鞫讯者,代州知州杜蕙、胡伟,证之者李景全等。具狱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复上巡按御史张英,皆如讯。独巡抚毕昭谓:“福达果张寅,为仇家诬所致。”反其狱,以居民戚广等为证,坐良罪。狱未竟,昭乞侍养去。会御史马录按山西,复穷治之,传爰书如前讯。勋为遗书嘱免,录不从,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飞章劾勋党逆贼,并上其手书。帝下之都察院,席书亦助勋为福达地。大理寺评事杜鸾上言劾勋及书,乞将二人先正国法,徐命多官集议福达之罪。不报。都察院覆奏李福达罪状,宜行山西抚、按官移狱三司会鞫。 　　据《明史纪事本末》,世宗皇帝初从群臣之议,锢狱待决,并诘责武定侯郭勋,令自输罪。然郭勋为了摆脱干系,多次指使他人作证或亲奏世宗,言李福达之冤,造成案件的一审再审。世宗一度欲自己亲审此案。郭勋甚至将此案与此前的“大礼议”案相联系。彼时世宗为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v?z为皇考献皇帝,与以杨廷和为代表的百官激烈冲突,唯有张璁、桂萼等少数大臣站在皇帝一边。有五品以下共134名官员被投入诏狱并受廷杖,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