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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李流芳对钱谦益影响 　　作者简介：石婵娟（1982-），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05级硕士研究生。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又字长蘅，号檀园，又号香海、泡庵、六浮道人，晚号慎娱居士，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工诗文书画，亦精镌印，是明末诗坛和书画界有名的风流儒雅之士，与其时的唐时升、程嘉燧和娄坚合称为“嘉定四先生”，后人把他与归昌世、王志坚并称“昆山三才子”，又被誉为“画中九友”之一，他的许多课徒山水画稿作为初学者的学习楷范，被收入《芥子园画传》，有别集《檀园集》和部分书画作品传世。 　　李流芳虽偏居嘉定南翔，交游却较为广泛，长期活跃于吴越文坛和画坛，与公安派的袁中道，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复社的闻启祥、严调御，以及钱谦益等名士都有交往。李流芳在明末的江浙一带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李氏子孙和弟子后学大都是有才德的文士，有些甚至成为了清初嘉定学人的领军人物。在文学观与文学创作上，他与公安派和竟陵派相近似，且介于两派之间，除了保留有吴中文士的固有风调之外还有着十分浓厚的个人色彩。然而，尽管李流芳生前在吴中地区已小有名气，但江南文人荟萃，李氏殁后不久即逢改朝换代的乱世，李氏家族在经历顺治乙酉乱民之难后几乎全族尽亡，走向了没落，李流芳的声名遂慢慢消散殆尽。 　　从清代至近代，李流芳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直至1937年，施蛰存在《读〈檀园集〉》一文中强调指出：“嘉定四先生”建立起了明代最后一个诗派，并高度评价了李流芳的诗论。由此，沉寂了近三百年的李流芳才重新获得学界的关注。随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学界又兴起了有关钱谦益的研究，李流芳藉由与钱谦益的深厚渊源，一齐被纳入了当代学人研究的视野。总的说来，钱谦益文学思想的转变与嘉定学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李流芳即是钱谦益最早认识的嘉定学人，通过李流芳，钱谦益才得以与嘉定诸君相识、相知，可以说，李流芳是连接钱谦益与嘉定诸君的一个重要纽带。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后自称牧翁，又??称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最后号东涧遗老，江南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礼部右侍郎，革职后南归，福王时，官礼部尚书，入清后官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任职仅六月，即告病归，康熙三年（1664）卒，年八十三。 　　钱谦益著述颇丰，但早年的作品现大多不存，他自称是亲手“尽焚”之。有关此事，他在自己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例如《牧斋外集陈百史集序》云：“余未弱冠，学为古文辞，好空同、?m州之集，朱黄成诵，能暗记其行墨，每有撰述，刻意模仿，以为古文之道如是而已。长而从嘉定诸君子游，皆及见震川先生之门人，传习其风流遗书。久而翻然大悔，摒去所读之书，尽焚其所为诗文，一意从事于古学。”“焚稿”是钱谦益文学思想和创作生涯的出现重大转折的一个标志 ，而他文学观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具有唐宋派文学精神的嘉定归氏后学的影响。在作为晚明嘉定学人代表的“嘉定四先生”中，最早与钱谦益相识的便是李流芳。通过李流芳，钱谦益才又与程嘉燧、唐时升、娄坚以及归有光之孙归文休等嘉定诸君相结识。 　　钱谦益与李流芳很早就相识了，据钱谦益在《王淑士墓志铭》（《初学集》卷五十四）中的记载：“余为诸生时，与嘉定李流芳长蘅、昆山王志坚淑士交。已而与长蘅同举于乡，万历庚戌与王淑士同举进士。” 可见钱谦益还是诸生之时就与李流芳有了来往。钱谦益十七岁（万历二十六年，1598）补苏州府学生员，二十五岁（万历三十四年，1606）高中举人 ，由此可知，钱谦益与李流芳的相识应在公元1605年，或此年之前不久。不过，钱、李二人在这期间中见过几次面，以及是否有书信往来和诗文唱和等，现在尚无从确考。 　　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流芳和钱谦益同举于南京。钱谦益在其文中多次提及此事，如他在《李长蘅墓志铭》（《初学集》卷五十四）中提到“更十余年，与予偕举南京”；在《李先辈流芳》（《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也有“万历丙午，与余同举南畿”的记载；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他还追忆了此次与李流芳相识且得闻其论之事，当时李流芳“见其所作，辄笑曰：‘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仆骇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长蘅为言唐宋大家与俗学迥别，而略指其所以然，仆为之心动”。以上这段记述说明，李流芳当时追随唐宋大家的文学主张，非同凡响，令钱谦益心动。可以说，是李流芳为正沉溺于李、王“拟古”之道的钱谦益打开了另一扇天窗。通过李流芳，钱谦益逐渐明白，李、王所倡“拟古”之途，并非唯一习古之法。随着对唐宋派的进一步了解，钱谦益逐渐接受嘉定学人的文学观，并最终由推崇李、王转到质疑甚至是批评前后“七子”。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春，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