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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核心把握并切中当今社会现实 　　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可以有各方面的研究。但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来讨论的话，确实存在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根本方面是，能否理解、把握和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这是自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和趋势。当然，从相反的方面来说，目前也存在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制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某种巨大的遮蔽。所以在这个时候探讨这个问题非常必要，也非常有意义。 　　自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要说明一下，我这里使用的“社会科学”一词，实际上在历史上的用法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些不同用法的根本之点总是表示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那些学问。比如最早法国人的用法叫做“道德科学”，后来又有许多用法，比如德国人所谓“历史科学”和“价值科学”，后来我们比较多地把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学术称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德国人的wissenschaft和我们常用的science的区别也非常大。总而言之，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下面只使用社会科学一词。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第一阶段是模拟和学习自然科学阶段。我认为在哲学上它的奠基人是笛卡儿，后来是斯宾诺莎，由此而基本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渊源，一个财富。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模仿自然科学。它的成就，比如讲经济学方面，为什么威廉?佩弟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我想有两个原因。以前也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但应被看成是经济学科学的前史，比如说经济领域中的重商主义。威廉?佩弟第一个提出了经济学科学的问题。他跟重商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不一样，重商主义者问如何保持英国的繁荣，这还不是严格的科学问题，威廉?佩弟提的问题是，市场价格围绕着不断涨落的那个平均价格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这是科学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他借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的方法，把它们引入到经济学领域中去。并且为它加上了数学形态，这就叫做“政治算术”。术语比较奇怪，这里所谓“政治”，实际是我们现在讲的经济，比如家政学讲的不是家庭政治学而是家庭经济学。我认为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佩弟成为创始者。后来比如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魁奈，为什么能够平分这个创始者的荣誉？也是因为他继续推进了威廉?佩弟的方法，这种方法大体来讲就是经济学领域的观察、归纳和演绎等等，大体和那个自然科学很相近，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创始人主要是康德，当然可以一直追溯到维科。社会科学本身的自律性，后来逐渐被意识到并且被突出地提了出来。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很严重的不同，有很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要提示出来，并且要在方法论上划出界限。康德哲学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后来主要在新康德主义中得到了重要发挥。比如提出关于事实的科学，关于价值的科学，这两者非常不一样。“是”与“应当”非常不同，“实然”与“应然”非常不同，关于目的性和关于因果性非常不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想去偷一件东西或者我想防止别人偷一件东西，我总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手段，用知性科学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不应该偷东西，这就属于价值科学的领域了。这两者非常不一样，康德最初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从而为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的探讨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被吸收和扩展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诸多成果，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最重要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本质重要的，这就是社会现实的发现，它首先是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伽达默尔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二十世纪的哲学基础》。他在这篇文章中讲，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第一次开辟了理解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包括后来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二十世纪哲学的整个进展，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都是围绕揭示社会现实（它总是以某种方式被掩盖）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以他认为像马克思的学说，像现象学运动，像海德格尔等等哲学思想，所提供的方法都集中围绕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现实能否被批判地揭示出来。伽达默尔把对主观意识的批判同社会现实的第一次发现联系在一起，而二十世纪的哲学继续着这样一个任务。虽然新近的哲学家们提出的哲学观点，他们提出的方法要求有很大区别，但是根本的一点――即社会现实的发现――则是延续着黑格尔的遗产进展过来的。黑格尔所谓主观意识，简要地说来，实际上就是刚才赵剑英提到的那几种，脑子里的自我旋转，本本主义，还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东西，在黑格尔看来都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的基本特征，黑格尔讲就是局限于“外部反思”。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上，却知道如何把一般的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反对的就是这个事情，他把这种外部反思看作是诡辨论的现代形式，看作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