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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肿瘤密码探索者 　　一缕阳光打在厚厚的云层上，把飞机的影子投射到了云里。 　　卞修武坐在舷窗旁，看着飞机的影子在云上行走，忍不住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相机。 　　这是从上海飞往重庆的航班。卞修武追着飞机的倒影拍了半个多小时，一点也不腻烦。直到影子消失，他才意犹未尽地收起相机。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钟情于镜头里的世界。不管是相机镜头里无奇不有的宏观世界，还是显微镜下深邃的微观世界，都深深吸引着卞修武的目光。 　　常常有人问卞修武：“这么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 　　卞修武觉得纳闷，因为他并没有觉得辛苦。但如果一定要追问为什么，这位研究肿瘤的科学家也许会回答你：“为了探寻未知，发现美。” 当努力成为一种习惯 　　办公室是卞修武的第二个家。他把工作和生活所必须的、极其热爱的东西，全都搬进了这间屋子。 　　进门右手边的桌子上有一台光学显微镜，他可以随时用它观察病理切片，作出诊断；办公桌后是占据了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厚厚的专业书籍和文艺作品；堆着材料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相机，以便他能及时捕捉到美好瞬间；墙上的照片很多，最特别的是两幅已经泛黄的照片：一幅是十几年前他和参加毕业答辩的研究生们的合影，另一幅是他从英国爱丁堡街头带回的肖像画…… 　　卞修武常常在这间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如果要问谁最熟悉西南医院凌晨3点的样子，他应该算是其中一位。 　　让西南医院病理科博士后工作人员时雨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有海外的学者朋友曾问过他：“卞修武是睡得晚还是起得早？或者是他也在美国？” 　　起初，时雨被这个问题搞得一头雾水，后来他才了解到，原来卞修武常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所以海外的学者朋友总能及时收到他回复的工作邮件。 　　年轻的学生们有时很难理解，这位已经获得最高学术荣誉的老师，为什么还这么拼命？ 　　卞修武的领导和同事也时常劝他：“要多睡点觉。” 　　可对卞修武来说，从儿时开始，努力就已经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是岁月砥砺造就了他，而非卓然天赋。 　　上世纪70年代，在国内粮食主产区江淮平原，卞修武每天都会利用上学前和放学后的空档，去地里干活。 　　夏天溽热，成片的棉树长得比人还高，棉花地更是被捂得密不透风。卞修武不得不钻进棉花地，不停地剪枝、拔草，刺鼻的农药味呛得人难受。 　　沉重的农活一直压在卞修武瘦弱的肩膀上。父母对教育的重视、家人劳作的辛苦，他更是看在眼里。 　　“如果能走出农村，将会是怎样的天地？”站在地里，卞修武时常这样想。 　　读书，成了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从小，卞修武就是学习最刻苦的那个。父母从来不担心他的学习，有时学得晚了，父亲总要催促他“早点睡觉”。 　　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卞修武就没让父母失望过。他一直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老师和同学眼里，这个瘦弱的男孩“几乎没有不会做的题”；考试结束后，老师总喜欢把他的试卷贴在墙上，并告诉大家：“这就是标准答案。” 　　但比起成绩，卞修武对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故事更感兴趣。他一遍一遍读着李四光、陈景润的故事，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刻苦钻研的精神一路滋养着他的成长。 　　1981年，卞修武走出皖西农村一望无际的土地，来到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在这里，他踏进了病理学这个更为广阔的科学世界。 　　36年后，当初那个穿梭在棉花地里的少年，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拓荒成为一种理想 　　目前，在中科院院士中，卞修武是唯一一个从事病理学工作的。 　　“病理乃医学之本，现代医学的起源就来自病理学，它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同时兼有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性质，内容很丰富。病理既可以做科研，又可以为临床服务。所以在整个医学系统里，我们也把病理医生叫做‘医生的医生’。”卞修武说。 　　早在学生时代，卞修武就对病理学十分向往。 　　因为成绩优异，卞修武大学毕业时被推荐为免试硕士研究生。在选择专业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病理学。 　　其时，在病理学研究方面，第三军医大学的水平和规模都不错，只是研究方向比较单一，但烧伤研究早已誉满全国，卞修武的导师史景泉教授正是烧伤病理学研究方向的专家。 　　按理说，卞修武应该跟随导师，将烧伤病理作为研究方向。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却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X肿瘤病理。 　　人类对大脑的认识极少，脑肿瘤的攻克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大脑不仅自身要生长肿瘤细胞，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瘤细胞也很容易转移到脑部。 　　“神经科学在那个时代已经显示出其在未来的引领性，而肿瘤是长期以来人类难以攻克的难题。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做神经肿瘤的研究。而在神经肿瘤里，脑胶质瘤最常见，但在我国却研究得很少，我们学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空白，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卞修武说。 　　史景泉理解卞修武的选择，但他嘱咐卞修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