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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媒体运作模式对湖南现代文学发展影响 　　[摘要]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推动文学产业化发展的主要是报馆和出版社，有实力的报馆或出版社往往是既发行报纸又出版书籍。然而在湖南，文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只有报纸副刊。这种单一的运作模式，使得湖南现代文学在初期虽有广泛影响，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显得后劲不足。 　　[关键词]媒体；运作模式；湖南现代文学；《湘报》；长沙《大公报》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131-05 　　 　　文学的发展，常常会受到周围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现代中国“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质。作为整个现代文学大家庭的一部分，湖南现代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纸质印刷媒体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媒体运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表在其上的文学作品生命力的强弱。正因为此，笔者将选取湖南本地的两份重要日报，对它们的运作模式加以分析，并由此展现出湖南媒体的运作模式是如何影响到湖南现代文学的发展的。 　　如果仅以白话入文为标准，来衡量现代文学发生与否，那么湖南现代文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898年维新派创办的《湘报》。 　　世人听我醒世歌，我望世人勿入魔。……地球环列数十邦，各国都有君与长。……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纵然种族有不同，何必骂他是鬼子。 　　这首类似民间歌谣的《醒世歌》读来朗朗上口，其所“唱”之内容，一是劝导世人不要有华夏夷狄之偏，要摆正心态。二是应向洋人学习，变法图强，否则将有亡国之危。三是要多多了解时事，不要听信谣言，不可莽撞对待洋人，否则只不过逞一时之快，国家却因此要蒙受割地赔款之灾。吴獬的《大家想想歌》，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皮嘉福则借《劝茶商歌》向湖南茶商推行新式的机器焙茶技术。 　　《湘报》上的这部分作品，以白话文字结合歌谣，承载启蒙这一重大且严肃的内容，开创了湖南近现代文学中以歌谣体等民间通俗文学样式言说时事政治，启蒙民众之传统。引领湖南现代文学滥觞的《湘报》，其上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已经初步具备了稍后五四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采用白话或半白话的文字书写；以启蒙普通大众、劝导他们改变传统旧观念为主要诉求；作品带有明显的新旧过渡痕迹。然而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启蒙诉求的表达方面。五四的启蒙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天文、地理、技术、法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包。《湘报》的启蒙，则明显侧重于政治层面。这种侧重，是多方面合力共同作用下出现的选择结果。其中，《湘报》的运作模式是促成这一选择的重要力量。 　　唐才常在《湘报》第一号上发表的《湘报叙》中说到该报创办过程时，曾有这么一句：“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 　　按照唐才常的说法，湘报馆当是在熊希龄的牵头下创办的。设立报馆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唐才常文中提到的“鸠同志、集巨资”，当时湘报馆的董事会成员均曾出资用于湘报馆的启动和日常运营。一个是靠董事会以外的人士自愿捐资。但无论是董事会成员集资，或是外人自愿捐资，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资金量也无法保证，因此很难成为湘报馆稳定、足够的经济来源。幸而报馆还有一个资金来源。初期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得到了湖南本地政府要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等人的支持，湖南维新变法的喉舌《湘报》自然也得到官府的认可，并且陈宝箴对报纸的认可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他每月从省属拨银200两，全力支持《湘报》各项活动的开展。此后，这每月固定的200两官银成为《湘报》存续期间的经济支柱。 　　激进的《湘报》很快引来各方的不满和愤恨，湖南守旧士绅通过各种途径在政治上给陈宝箴施压。为息事宁人，在陈宝箴的干涉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被撤换。陈宝箴希望通过温和的方式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1898年7月13日、15日，熊希龄接连在《湘报》上刊出《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上陈中丞书》，对守旧士绅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抨击，陈宝箴一怒之下，勒令熊希龄交出报馆，遭到熊的拒绝后，陈宝箴下令停发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打击对《湘报》十分致命，很快，7月19日，《湘报》便因为资金不足，无法支持，发至115号被迫停刊。 　　从下令停发银子到被迫停刊，前后不过三四天光景，一份民营日报，经济上怎会如此脆弱呢?先于《湘报》26年创办的《申报》，其创立资金与《湘报》类似，也是由主创人美查与三个朋友每人出资400两共计1600两而来。然而《申报》却没有因为某位股东抽走资本金就宣告停刊。原因何在?“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耳。”②赚钱谋利，是美查办报的动机所在。有此动机，《申报》就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