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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与企业合作经验对我国大学启示 　　[摘 要]在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美国大学在此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本文依此对我国大学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大学 校企合作 借鉴 　　[作者简介]项玉，阮林涛，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上海 200030) 　　 　　虽然我国大学很早就开始了同企业的合作，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校企合作也做过许多的研究，但与企业合作的水平、层次和影响都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美国大学在此领域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美国今天诸多的一流大学正是与企业合作而壮大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要使我国大学与企业合作的综合价值，包括教学价值、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得以充分发挥，以下几点是必须的。 　　 　　一、大学要争取国家在法规、制度、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并使之落到实处，使政府发挥出应有的宏观作用 　　 　　良好的制度是校企合作成功的首要条件，在大学所争取的国家种种支持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对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美国大学与企业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当年的农工学院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在哪一个时期，美国政府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政府的支持，主要是通过立法，以法律许可和法律要求的形式来实现其可行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最早相关的法案是著名的《第一莫里尔法案》，它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赠地学院运动浪潮，共有69所赠地农工学院成立。此后联邦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延续“莫法”精神的法规，通过向赠地农工学院提供资金引导其与企业紧密联系，使其实施农业和机械工艺教育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离现在较近的相关法案有1994年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其中制订的8项国家教育目标中就有1项与此相关：“每家美国大型企业都将参与强化教育与工作相联系的活动。”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校企合作在新世纪的地位。 　　我国政府对于校企合作同样也持积极支持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已经提出大学要进行“产学研”结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特别提出，“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但这些要求在法律中却缺乏实质条文支持。我国1993年施行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18条规定，国家“鼓励企业与研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和协作，增强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能力”；1996年发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12条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这些法律规定过于泛化模糊，没有一个标准来判断什么样行为才算“鼓励”，在实际中缺乏可操作性。延至1999年，才由科技部等7部委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它对校企合作双方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如产权结构、利益分配给出了一些具体操作意见，但它仍然没有对如何对待国家投资的科技成果产权，怎样保证有关股权划分的公正、公平等重要问题作出规范。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政府已经主动自我约束，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的行为不再被支持，国家应当在此领域根据新形势制定出更细化、合理的法规。 　　由于我国各个省市之间的教育科技水平、企业和社会生产消费层次等存在着很大差异，国家难以做到也不必做到大一统。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中央制定出纲领性的法规，各个地方再根据它制定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具体实施法规。校企合作只有在行为规范和获得保障的情形下，才能健康成长。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校企合作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法案――1980年实施的《专利商标法修正案》。该法的核心思想是准许小型企业和非盈利组织(包括大学)拥有联邦政府所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成果及其衍生出的产品、专利授予的收益。它对大学所拥有专利的产权界定、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作出了详细的法律规范。据美国大学科技管理者联合会(AUTM)统计，1980年前，当大学专利普遍被联邦政府所拥有时，只有不超过10％的专利被转让投入生产实现商品化，而在此后，大学每年有超过4000项的专利申请并且超过3000项专利得到了转让或授权。自1991年到1998年，大学累计有超过20000项专利转让或授权，在专利授予行为中的比例也翻了一倍。而我国大学1998年专利出售数只有371项。这是两个差距悬殊的数字。 　　中美两国在立法、司法体制方面有许多不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美国的法律行为模式，但我们可以借鉴这一点：在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利用经济利益杠杆来发挥企业和大学的主动性、能动性，同时政府不能成为校企合作中的行为主体，而只能是桥梁和指向牌。 　　 　　二、大学要正确定位，有准确的切入点，对自己的目标和能力有清楚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 　　 　　从农工学院到麻省理工学院(MIT)、到斯坦福大学，从农业到军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