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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动机下资产剥离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选取2011―2013年沪深两市相关样本，对资产剥离行为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和股权结构中机构投资者、高管、第一大股东的比例对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资产剥离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期对区分资产剥离的盈余管理动机提供证据，并对资产剥离行为的约束因素进行探索，为今后针对约束或支持不同动因的资产剥离行为提供思路。 　　关键词：股权结构 资产剥离 盈余管理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应用空间不断减少，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则由于其隐蔽性被企业所重视。其中，资产剥离的行为呈连年上升的趋势。学者们最早研究的是关于资产剥离的财富效应，同时做出相应的经济动因解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资产剥离行为不能只解释为出于经济动因，其中也包含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盈余管理动机。在我国所有者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下，企业资产剥离的动机很难确定只是出于经济动因。研究资产剥离行为前提是应结合实际情况区别不同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有效的结论。本文重点探寻约束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的方法，这一行为是在委托代理理论下，代理人的具体行为体现。而不同的股权结构正是为了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矛盾的重要形式。理论上完善的股权结构能够对盈余管理动机的资产剥离行为有制约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在区分不同动机的前提下，探究股权结构对资产剥离的影响，从而为今后防治此类资产剥离行为所带来的危害提供思路。 　　 二、文献回顾 　　 资产剥离指企业将其所拥有的资产、子公司等通过出售、企业分立和股权切离等形式剥离给第三方。最早国外关于资产剥离的研究提出有效配置假说、经营集中度假说和融资假说。虽然资产剥离的财富效应得到了国外相关文献的证实，但国内学者对此并没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资产剥离行为多为关联交易，且有显著的年末效应。由于我国的企业经营背景有别于国外企业，因此本文应结合我国所有者缺位这一特殊现状，对不同动机的资产剥离行为进行甄别。 　　 国内有关研究发现，ROE的频数分布介于0―2%的微利企业和介于6%―7%的企业有强烈的扭亏和配股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且ROE的分布随着配股政策的改变而相应的改变。关于盈余分布断层解释的研究，有验证了盈余分布的断层是由盈余管理导致的。更有研究证实了进行资产出售的企业，当年其ROE更可能出现在微利或配股线区域内。综上，ROE介于6%―7%和0―2%的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配股和防止亏损的盈余管理动机，并且也有研究证实了企业盈余指标分布断层的形成与资产出售行为是有联系的。本文则将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资产剥离行为是否与此类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有一定联系。 　　 国内有关股权结构对资产剥离影响的研究中有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资产剥离的发生呈正相关。也有支持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资产剥离发生的可能呈负相关。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股权结构对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在理论上是有影响的。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对资产剥离的动机进行区别，动机不同采取的应对措施也不同。由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会带来不良的经济后果，而良好的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因此，本文在首先区分动机的前提下，探究股权结构对资产剥离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今后抑制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具体行为提供有效思路。 　　 三、研究假设 　　 对于微利上市公司来说，防止亏损可能带来的特别处理、暂停上市甚至终止上市的威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通过大额的资产剥离则是极其有效的手段。而对于配股动机，虽然《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中低者作为是否盈利的依据。但另规定要求资产质量良好，上市公司则可直接利用资产剥离在短时间内剥离不良资产达到目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上市公司更倾向采用资产剥离行为。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更多拥有专业化团队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了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有较强的信息获得能力和专业的决策能力，更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投机的动机则较弱，并且由于其募集资金数额一般较大，常在企业中占有一定席位，并能为企业做出更为专业和客观的决策，使得企业的资产剥离行为更少的倾向于盈余管理动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制约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的资产剥离行为。 　　 高管持股将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进行捆绑，有利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其与股东的目标函数更趋于一致。则管理层更倾向做出有利于股东的决策，并且《公司法》和《证券法》对管理层的股权转让规定了限制条件，从而对管理层利用内幕信息来操纵股价的行为进行了约束。因此，高管持股从理论上分析能更好地为企业的长远目标而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