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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校长面临治理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自1636年哈佛学院创立，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就已存在，比美国建国还要早150年。从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时期，学院由于是在一个有知识的、接受权威的单纯世界中运行，故而多数校长都能有效地把众人所期望的工作做好。从南北战争到一战期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期和转变期。这一时期，大学校长成为“英雄”，他们既需要为增加招生数、经费及学校声望负责，又要控制办学成本。因而，此时的大学校长面临的挑战大大加剧了，但由于其权力受到的约束较小，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二战后，美国高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方面，教师变得更专业化，不愿意受到行政的控制。他们自称有权决定主要的教育活动，也应全程参与学校的决策[1];另一方面，大学校长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尤其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介入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学校内部权限的事务上。到21世纪，随着质量、公平、多元化性、市场化等新元素纳入大学中，美国大学校长面临的挑战可谓空前。 　　一 美国大学校长面临的治理挑战 　　（一）外部机构的介入限制了校长的权力 　　首先，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州级协调或治理委员会日益涉足于过去属于学校内部处理的事务，其中不乏一些核心议题，如教师的人事政策、新的学术项目以及学术课程的审核。他们监督学校项目的重复性建设、成本控制、学费设定、入学及转学政策。 　　其次，美国联邦与州的法规及法院也会限制校长的权力。例如，许多州政府设立了公立大学学费的涨幅，限制了学校创收的途径。一些州会给大学某种自由，但前提是履行更多、更为艰巨的任务，实质是以一种限制换取另外一种限制。公共部门的官员（不是学校领导）还会决定大学基本的任务指数，从而也就确定了大学发展的优先级。其他州的行政或立法机构已深入到大学的设备审查、管理运作、技术购买、预算及规划中来。法院则卷入到学生活动费用的分配和入学措施的决定。尽管这些入侵主要集中于公立大学，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私立大学。当这种影响从校园扩至全州时，美国公立大学的校长蓦然发现他们自己变得像是公立机构的中级干部，而不像一个大学校园的领导者。 　　最后，无论是地方的认证机构（审核大学），还是专门性质的认证机构（审核特定的学术课程及学院），都会影响到大学校长的权力。认证机构会以提高大学质量的名义，对大学施加各种要求，但美国一些观察者还认为，这或许还是由大学的地位名望及势力范围所激发的。尽管认证是自愿的，但大部分大学不会回避“认证”，因为良好的认证结果，往往与联邦补助、大学声望以及毕业生的就业联系在一起。同一个大学会同时或接二连三地受到众多认证组织的考核，这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美国大学为了获得好的评审结果，常会唯认证机构之命是从。 　　（二）高等教育市场化阻碍了校长的统筹力 　　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给大学校长带来了全新的困境。由于美国大学资金来源由主要依赖公共或政府部门转变到私人部门，高等教育变得更具市场化性质：从学术性的研究转到以市场为主的研究;办学目标日益向企业看齐;提供承包性质的服务;学生更多的是通过贷款，而非奖学金来支付教育成本;一些对市场嗅觉很灵敏的领域所展开的活动和科研都与此关系密切，因为它可以带来更丰厚的回报，如工程、应用自然科学以及农业学科，而人文学科则相形见绌。[2] 　　美国大学校长除了回应市场之外，几乎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其他的大学也会捷足先登。在市场化压力之下，美国大学竞争生源、资源、教师和名望的能力，将成为一个重点优先考虑的问题。随着公共资助无法满足大学的需求，学生日益成为教育消费者;随着高等教育领域中竞争者的增多，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大学的处境会日益艰难。美国大学也许会通过开展某种类型的活动和制定某种策略，以达到增收的目的。然而，在追求市场目标的过程中，美国大学如果不关注公共利益，会变得像其他普通的组织，有可能失去其在美国社会中独尊的地位。伯恩鲍姆写道：“我们以前说教育是为了民主、公正、全人类的幸福，为了文明的源远流长――这正是人们相信大学的福祉所在，以及大学得到资助与褒扬的原因。现在人们更多地把大学视为经济的发动机。当然，持这种观点一点也不足为奇。但我认为，纯粹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无法激发公众的想象力，无法使教职工投身于学校的发展壮大，也无法把大学与人类最深层次的需要联系起来。”[3] 　　（三）大学“有组织无政府的状态”削弱了校长的决策力 　　大学由于组织的特殊复杂性、彼此冲突的要求以及很难理解它真正如何运作等，常常被认定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一个有组织的的无政府状态表现出三项特征：目标不清晰、技术不明确、决策过程中不稳定的参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美国大学常经由一个“垃圾桶决策”的过程来做一些抉择。难题、解决办法以及参与者形成稳定的支流从组织中流出来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