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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热点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也使新自由主义体制遭到了重创，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显示其重要价值。在过去的一年中，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力量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世界体系的矛盾、中国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都有所建树。这里仅择其要，予以评论。 　　 　　一、世界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 　　 　　当前世界经济问题的讨论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命运，二是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在这一论域中，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核心意义。 　　2006年，罗伯特?布罗纳出版了《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一书。书中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演变做了三个基本判断：(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效绩处在下降之中，每个商业周期的产出、生产率、股票价格和真实工资水平都在??断恶化；(2)到现在为止，制造业的利润率仍然是决定经济增长效绩的因素，它的赢利水平的降低是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3)美国的制造业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即使由技术进步带动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不会改变过去五十年来的基本趋势和格局。布罗纳的观点一抛出，随即在西方思想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克拉夫特(Nicolas Crafts)认为，布罗纳的观点虽然有趣，但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这个命题与其说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不如说是对今天现实的描述和对以今天资本主义的预告；历史地看，过去五十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无可质疑的，但它未来将面临更多困难和阻力。英国伦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沃德(Robert Wade)则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变迁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史做了新的阐述。他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两次大的“体制改迁”(regimechanges)。第一次形成了布林顿体系，第二次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体系。两种体制区别的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不同，前者实行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体制，后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点是，把投资人、股票持有人的价值增殖作为核心，把自由化与金融化结合起来。基于上述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借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即“政府对危机采取的措施进一步暗示我们已经进入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第二程，由自由市场和不断增长的商品化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现行模式产生了灾难和错位，它激发了对市场更严密监管和非商品化的要求(因此进入‘嵌入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新的体制变迁的模式和特征暂时还不太清楚，但它可能为实现更公平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 　　同时，布罗纳的观点还受到法国调节学派思想家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的批评。他认为，2006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它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在长达二十多年中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大国来说，认为它的经济增长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合情理的。在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转变成系统危机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美国霸权的衰落将不可避免。他还认为，相对于陷入危机和衰退的西方，东亚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原因有二：(一)技术的扩散和管理的改善将增加中国或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二)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都市化可以创造大量的需要。与布罗纳对世界经济的悲观主义看法不同，阿格里塔认为，新兴经济体可以推动世界经济下一个五十年的经济增长。由此他提出，由七国集团协调世界经济的时代已经过时，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全球领导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兴起。 　　阿格里塔的观点与世界体系论者吉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后者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就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与右派的“中国恐惧论”、左派的“中国变质论”不同，《亚当?斯密在北京》试图在霸权兴衰和世界体系转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在阿瑞吉看来，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即新亚洲时代的到来，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但相对于西方霸权，中国式霸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模式追求国家间关系的更大平等，因而有利于国际秩序的合作和协调，中国模式强调和平崛起和绿色革命，具有明显的和平倾向，不会对其他国家和生态造成威胁；中国的崛起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劳动而不是国外的资本，因而有可能导向更加平等和更加人道的市场经济。不过，阿瑞吉与阿格里塔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质疑。马克?阿尔文(Mark Elven)认为，阿瑞吉的理论基本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所谓的资本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