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指示信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承前启后作用.docVIP

论紧急指示信对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承前启后作用 　　［摘 要］ 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随后，人民公社运动风起云涌般地席卷全国。这种当时并不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组织形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为此，中共中央曾经做过初步的纠正，但由于“反右倾”斗争而夭折。1960年11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继续因“反右倾”而中断的纠“左”进程，它成为扭转农村严重形势的起点。 　　［关键词］ 《紧急指示信》 人民公社化运动 纠“左” 承前启后 　　1958年8月29号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将人民公社化运动提高到“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1］(P447)的高度。在它的号召之下，“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很快。从1958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为两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两千多万户，已经占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1］(P598)在这种迅猛发展中出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横行，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条界限的问题。对此，中央作了许多的努力，开始纠正这些“左”倾错误。但是，由于“反右倾”斗争的发动，这种努力被迫中断。1960年11月，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继续纠“左”。《紧急指示信》因而成为扭转农村严重形势的起点。 　　一、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问题 　　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出现了很多弊端和问题。 　　1．关于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后，在所有制和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一直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三级”指的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关于基础的“队”，即生产队是不是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上则存在异议。中央于1958年8月转发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中规定：“根据有利于生产和便于领导的原则，将全社划为若干生产大队，每一大队又划为若干生产队，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在保证完成全社总计划的条件下，生产大队有具体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具体支配生产开支和奖励工资的一定限度的机动权。”［1］(P392)也就是说，公社成为实际的核算单位，生产大队也有一定的核算权，但生产队只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虽然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因此各地均有把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化了，这就在并社过程中导致了公社共了国家的产的“共产风”。《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1］(P449)这个时间上的估计具有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空想色彩，从而导致各地在过渡时间上的急迫性。这就是后来各地混淆两条界限问题的原因。 　　2．关于自留地的问题。虽然《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采取一种机动灵活、积极稳妥、放眼未来的处理方式。但由于在实际过程中为了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而将社员的的自留地、自养牲畜、林木、农具等收归集体所有，这实际上是消灭了自留地，集体共了个人的产。 　　3．关于分配制度问题。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工资制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供给制主要指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或吃粮不要钱，体现了按需分配原则。按需分配是平均主义，特别是在社员与社员之间搞平均主义的根源。虽然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但实际情况是“工资制则是在供给部分之外，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象征性地支付给社员少量的货币”［2］(P499)。 　　4．关于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人民公社的组织和生活方式是大范围的协作，也就是“大兵团作战”。为了保证这一方式的实现，出现了“三化”模式——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是战争年代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产生了大规模无偿调用农民劳动力的弊端；行动战斗化不利于劳动力的休养生息，必然会产生浪费劳动力的问题；生活集体化产生了部分生活物资的平调问题。 　　5．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