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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理论与实践价值 　　［内容摘要］ 对不能从加害人处获得合理补偿的刑事犯罪被害人，国家应当给予补偿，这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应为之举，因此首先需要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及价值取向进行理论上的廓清与定位。 　　［关 键 词］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理基础；价值取向 　　［作者简介］ 刘吉涛，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一部讲师，法律硕士，主要从事理论法学研究 　　芦葆霖，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 　　 　　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提出 　　“被害人”一词源于拉丁文的VICTIMA，主要是指因为他人行为而受到伤害或阻碍的个人、组织、道德或法律秩序。我国的《法学辞典》将被害人定义为：正当权利或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侵害的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于受到特定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或者其一定范围的近亲属给予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它最早起源于三千八百多年以前的《汉穆拉比法典》。20世纪60年代又重新被启用，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世界上许多国家如英、德、法、日、芬兰等国均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就我国而言，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曾长期遭到漠视。先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一直将刑事被害人当作客体来对待。最近几年才稍有转变，给予了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的地位，但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仍然不够，全国性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仍未提上立法日程。这的确值得我们对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刑事制度进行一番深刻反思。 　　 　　二、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关于刑事被害人补偿立法的法理基础，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观点。 　　一是国家责任说。这一学说认为，由于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再加上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很大程度上担负起抑制犯罪、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职责。如果国家不能防范犯罪，且又严禁实施私刑，那么当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又不能从加害人处得到有效赔偿时，国家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失职”责任，给予被害人有效补偿。 　　二是社会福利说。这种学说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因而每个公民都具有享受社会福利的平等权利。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被犯罪侵害而“身陷困境”，社会理应给予其适当的救助或援助。依据这种学说，社会应当给予刑事被害人以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具体到我国，我们认为，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作为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适合。 　　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①因此根据“契约”，当国家不能履行义务时，犯罪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但国家责任说有一定缺陷，它忽略了国家补偿制度的福利性质。按国家责任说的观点，在发生的所有犯罪中，国家都应充当抑制犯罪义务的主体，这显然过于绝对化。再者，国家虽有责任保护被害人免受犯罪侵害，但被害人的损害毕竟不是国家直接造成的，让国家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理由不充分。 　　社会福利说的可取之处在于这种学说认为：社会福利由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国家负有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和确保公民基本需要平等的职责，某些社会成员的人身无辜遭受到犯罪侵害时，国家理应运用社会福利机制予以救济，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更应通过各种政策使人民在和平、安全、富裕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因此，国家建立补偿制度，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作为理论基础更适合我国基本国情。 　　 　　三、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首先有价值，才能被确立和完善。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天理、国法、人情。明清时代，许多衙门公堂悬挂的匾额上写的通常就是这个六个字。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统一，这是中华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 　　1.天理。天理，即公理，指处于公平正义的状态。近代伊始，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著作《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呼吁罪犯的人权保障以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思考的中心。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沉默权、保释权、辩护权和及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上诉权、申诉权、刑事赔偿权等一系列防御性和救济性权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犯罪被害人却仅被当作一个诉讼客体来看待，一个用来对付犯罪的工具。在刑事诉讼中，由于代表国家公诉，检察官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揭露和打击犯罪，因而不可能完全照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