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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治与法治同构价值基础 　　摘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关键词：德治；法治；价值目标；治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1-0049-05 　　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八大都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针，但理论界对德治与法治的问题还存在着某些不同的看法。笔者试图从价值论的视角对德与法共治问题作一理论探讨。 　　一、现代精神：德治与法治共同的价值要素 　　在以往德治与法治的研究中，更多关注和强调的是两者的差异性，但还可以有另一种思考的路径，那就是同一性的思考方法。在治国问题上，尽管德治与法治手段方法各异、形式表现不同，但不管何种方法手段都应指向同样的目标、达到同样的效果，而如果能够达至最终的目的，则意味着各种方法手段中存在着某种共性的东西，使不同的要素凝聚成共同的力量。党的十八大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要求下，仍然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那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的要素，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治国效果。 　　强调德治与法治的差异并主张两者互补，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选择治国方式时的一个矛盾的立场或悖论：即从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要求而言，实行法治是时代之大势，然而制度总归存有缺陷，制度的缺陷应当通过道德来弥补；而道德自律在国家治理中通常是靠不住的，靠不住的德治又需通过制度的途径获得补救。其实，这种悖论恰巧反映的是投射到社会生活中的制度与人性矛盾。面对这种悖论，人们的选择只能是“既不能否定客观制度，也不能否定主观道德，而是要求客观制度与主观道德间的恰当张力，要求二者间的统一”。[1]既然法治与德治两者间存在或可能存在着功能互补的关系，那么互补的基础是什么？ 　　西方自然法学派从自然法的理论出发，认为法律来源于道德，道德是法律存在的依据和评价标准，法律是道德的外在化、强制化，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其本身具有德性的要素，是“义务的道德”。虽然这种观点后来被实证法学所批评，认为存在将法律与道德混淆之虞，但是实证法学却难以否定任何一种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都受到统治阶级道德观念的影响。笔者认为，法治与德治功能互补的基础是两者具有一定程度的价值相通性，或者某种程度的价值重叠。否则，它们之间的功能就可能毫不相干、甚至相互抵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作支撑，法治和德治相互间的功能互补是不可思议的。 　　德治与法治共同的价值要素就是两者相通的现代精神，体现为追求社会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平等、和谐有序的治国理念，也体现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德治和法治在精神上的相通性，一方面揭示了德治内涵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现代法治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法治，人们通常对其作制度性的理解，更多是工具意义上的，而往往忽略法治目的性的存在，以致法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内质被淡化了，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应该重视法律制度“硬件系统”的建设目标，更应该重视和加强法治精神这一“软件系统”的建设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治精神软件的建设更接近法治本身。黑格尔认为，法“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2]如果说法律制度是法治的骨架，那么，法治的观念、意识和精神则是法治的血脉和灵魂。法治精神应该包括法治的价值取向、法律信仰和法治原则。法治精神与倡导人的尊严、社会的和谐、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等德治精神是一致的，这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共同基础。关于德治和法治精神上的相通性还可以通过两者对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对人追求的共同目标作深入的研究。 　　二、良序与和谐：法治与德治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 　　治国方式的价值性主要落实在对社会治理的理念上，最终体现在对社会目标的期望与努力上。在这个问题上亦可以发现德治与法治精神上的相通性。在社会追求上，良序与和谐是法治与德治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良序着重于社会的秩序上，法的意蕴更重一些，但一个“良”字则融进了更多的道德色彩；和谐无疑是道德概念，但是和谐的基础是秩序与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应是一个良序社会，同样也应该是和谐的社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当是一个良序与和谐一致的社会。 　　良序社会是任何国家治理者所期望的社会目标，但是对良序社会的理解则各不一样，以往的治国理论通常把各阶层民众安分守己的社会看作是良序社会。如柏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