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王安忆长恨歌都市世界中乡村意识.docVIP

解析王安忆长恨歌都市世界中乡村意识 　　在《长恨歌》文本中，乡村意识贯穿整个故事始末。这里的乡村意识，是指在乡村客观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人的生活与文化的思维，是追求一种贴近自然、人生原初本质的心灵世界的个人经验的普遍行动思维。乡村意识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的价值取向，作为文本特定环境的写作基调，与正安忆的生活观念中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王安忆16岁正值花季年龄时被下放安徽五河县插队落户过三年。她的母亲教她将这段经历作为作家的一种体验、一种机会记录下来。命运变迁的打击，给她青年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记忆太深刻了”[1]，提炼到创作中，形成了她独特的而又具有那个时代知青作家的普遍经验。她虽然回到了上海，从《雨，沙沙沙》到《长恨歌》后的《富萍》，“二十年来，还是不断往小说里引进淮北的农民，或者是类似这农民的人物”[1]。正是那段乡镇的生活经验，成了她对上海的“发现和思考的依赖”[1]。即便经过了生活空间的转换，以往和现在生活经验的叠加、融和再现的创造，农村乡镇生活同样给了王安忆重新发现上海的契机。“她所引入的农村乡镇视点，粗粗看去不妨说也是一个上海人和上海作家的，而其实更应该是她个人的，因为她由此产生了属于她自己的个人作品。”[2]王安忆更是推崇农村乡镇生活状况中的清醒道德人生，“那是和上海的市民绝然不同的，可以说是清醒的人生。因为它和自然贴近，懂得生存的本来面目。”[2]所以，乡村意识成了王安忆写作原则中一种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元素。 　　在《长恨歌》文本中，主要是通过弄堂、闺阁、邬桥这三个环境进行回归叙述乡村意识的。 　　弄堂，相对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上海总会、汇丰银行大楼、国际饭店、歌舞升平的百乐门、丁香花园绿房子等等来说，它只是这个都市世界里的一片乡村院落，“它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3]（P3），它是都市世界的乡村底蕴。它为故事的主角王琦瑶营造了一个典型的不同于都市的乡村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具有它的稳定性，弄堂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3]（P4）。这种生态环境又具有它的真实性，弄堂是性感的，“有一感肌肤之亲似的”。[3]（P5）弄堂里的流言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本性自足的自然生态，是女性个体生命的一种外化自然人生。 　　弄堂里的闺阁，是弄堂女儿的心，是女性展开生命活动的起点；是弄堂女儿施展心计、寄托人生梦想的源头；是乡村生态环境最幽静的桃源；是都市世界中最纯洁无暇的圣地；同时也是男性群体关注的场所。它是少女成长的生存环境，是女性个体生命的一种内化自然人生。 　　当弄堂与闺阁结合起来，女性个体生命的外在人生与内在人生结合起来，一个典型的乡村生态环境里就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这样，原初的王琦瑶就站立在我们面前了。王琦瑶身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有着都市的摩登，骨子里有着不变应万变的家常的美和乖巧，也是有着众人多寻堂的上海儿女于日常生活“不甘寂寞的人生梦想”[4]（P388），作为一个历史中具体存在的人物，王琦瑶所代表是上海弄堂里的小女儿情调。但是，去片厂的经历为王琦瑶进入现代都市的摩登传奇提供了机遇，然而初次试镜的失败，就宣告了王琦瑶并不具备像电影明星阮玲玉那样的时代机遇和文艺气质，因此，也就不可能进入都市繁华舞台的中心地带，而只能以《上海生活》封二的“沪上淑媛”和橱窗玉照的身份进入公众时尚的视野，成为“都市繁荣声色的陪衬”[4]（P388）。 　　然而，有了“沪上淑媛”的乡村生态环境作为前承条件，程先生与蒋丽莉作为媒介推动，王琦瑶的“股子硬劲”[5]（P21），哪怕是“‘上海小姐’是大亨送给他们女儿和情人的生日礼物，别人都是作的陪衬，是玩弄里的玩弄”[3]（P54），即便是“付代价”[5]（P21），她也要展示出她的形象与精神，最终得到政治权力的认可，“三小姐”的荣誉为她踏入都市世界作好了铺垫，成为王琦瑶“身体叙事的舞台”[6]（P89）。王琦瑶作为一个都市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小家碧玉，本能地具有被权力与金钱腐化而变质的内在因素。王琦瑶直到生命的终结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家碧玉，“但被时代教唆出来的虚荣和野心使她萌生出许多不真实的欲望，而且这样的欲望在大多数上海市民那里都是不言自明的。”[4]（P390）所以，当象征权力的军政界要员李主任钦点她做情人时，她便抓住了李主任就有了一切的机会走进了都市世界的中心——爱丽丝公寓，真正成了都市的主人。 　　王琦瑶只想有个家，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素不知，在都市世界中，男人为的只是玩命倾轧的政治和整日忙碌的生计，女人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和铭刻终身的伤痛。爱丽丝公寓只是“献给自由女神的祭礼”[3]（P 91）。 　　李主任乘飞机罹难，宣告王琦瑶的金丝雀生活结束，她努力构建的毫无道德负担的精神家园全面崩溃，上海糜烂的繁华梦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