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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陕甘宁边区群众工作基本经验 　　摘要：当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仅有二十余县的“小地方”干成了“大事业”，其成功之道的关键一环是做好群众工作，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创建和完善新型民主制度是前提，切实保障群众的物质福利是基础，采取有效的方法是途径，加强群众团体建设是重要保证，发挥英模人物的示范作用是激励机制。这些经验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群众工作；成功实践；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3-0005-06 　　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史，也是中共的群众工作史。当年，中共西北中央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实行新型政治制度和政策，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基层英模人物的典型，建立广泛的群众团体，把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和凝聚起来，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成功地构建起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以“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著称于世。 　　创建和完善新型民主制度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 　　1937年，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制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肇始。首先，边区政府给予一切愿意抗日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同时，吸收广大民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大大增强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级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从1937年到1946年，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选举。怎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选举，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创造了票选法、画圈法、划杠法、投豆法等多种投票方法。由于进行深入广泛的动员，边区选民的投票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人民群众之所以对民主选举有如此高涨的热情，选民完全有自由决定自己的选举对象，是和选举真正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密不可分，选举结果和选民利益有着切实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进行第三次民主选举，国民党一家报纸对此颇有微词，称共产党的“普选”是做秀，“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简直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反击，在介绍边区选举制度后，强调指出：民主“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边区人民不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权“检阅”和“评价”，对那些不称职的政府人员，人民有权罢免。这种民主权利体现在上至边区，下至每个自然村。在中国农村的民主传统极其缺乏的状况下，陕甘宁边区的普通农民有权直接选举自己信任的“官”，有权罢免自己不信任的“官”，参与管理国家，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垄断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实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伟大创举。 　　但随着陕甘宁边区逐渐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致使某些干部居功自傲，违法乱纪，甚至打骂威吓群众，任意拘捕捆绑，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财产，一度在一些地方造成社会秩序的纷乱现象。这种情况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1940年12月及时提出了保障人权的思想，指出：“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指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结社之自由，另一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为此，1941年边区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在法律名称上直接使用了“人权”和“保障人权”的概念。其中对“人民”的范围作了科学界定：抗战时期，边区的“人民”不仅指工人和农民，而且包括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在内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是指边区的绝大多数人。关于人民的“权利”，也作了具体规定：“边区一切抗日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并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条例》还着重从诉讼程序上，阐明了保障人权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对过去因各种原因反对苏区逃亡在外，后又自愿回到家乡，遵守边区法律，积极抗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也既往不咎，保障其人权。由此可见，“人民之人权”主要是指抗日人民的各种政治自由、平等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财产权。《条例》的颁布和实施，赢得了各阶级、阶层的广泛认同，连“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