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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身份私法意义 　　摘要:公民身份来源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私法上的效果。现代国家负有社会保障功能而为个人提供生活利益,公民身份成为区别是否有资格分享国家福利的依据。与政府福利机制对接,公民可以依据“公民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而从国家取得法定财产,弱势群体通过政府各种方式的补助而维持基本生活。 　　关键词:公民身份;私法;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14 　　 　　公民原本是典型的公法概念,反映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参与资格和成员资格的结合,是“个人同某一个特定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法律上的联系”[1]。近代以来,公民身份获得了超越个体的家庭、财富、种族、阶级差异的属性,为全体国民提供了统一的同质身份。“主权在民”使政权利益回归到个人,人们带着这种身份所赋予的利益在“民间社会”中生活,公民身份由此获得私法意义,研究公民身份的私法意义对于基本人权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主权在民与公民身份的规定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基本问题,如果把国家看作一种利益共同体,那么,需要通过某种身份来对于个人进行国家利益配置。在君主国家中,个人被分为君主和臣民身份,君主享有神授的国家政权,臣民从法理上不具有分享国家政权的资格,其身份的法律内涵主要是服从国家。在民主制国家中,主权在民,个人具有公民身份,这种身份界定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古希腊社会中就有公民阶层和非公民阶层的划分,亚里斯多德认为,“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或“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2]。公民对于城邦的利益要求在法律上获得权利化保障。市民社会生活中的私人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公民本来就一体之上的两个侧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社会……公民完全是另外一种存在物”[3]。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阐述了公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私人”是市民社会中“本来的人”,“即非政治的人,必然表现为自然人”。享有“私权利”;“公人”参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享有“公权利”[4]。可见,人是处在双重组织中,作为公民处在国家组织中;作为市民,处在市民组织中。这种双重身份相互关联,人们通过公民身份获得的某种利益,又成为市民生活的来源,市民身份比公民身份更为根本。这种利益关联在现代得到进一步强化,“即对公民权的要求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对一种法律地位的要求,而是对政治和社会承认、对经济再分配的要求”[5]2。 　　公民身份的范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古代民主国家中,公民身份者只是国民中享有治权的一部分人,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近代民主国家中,公民身份者的范围逐步扩大。法国妇女1944年以前没有选举权,那时社会的主流舆论认为:“妇女永远不能成为理性的,从而也就不能成为拥有平等权的公民,拥有自己的权利。因此,法国国民公会1793年春肯定,‘儿童、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妇女和恢复权利之前的罪犯不是公民’。”1866年美国才将公民资格扩大到黑人,1924年扩大到印第安人[6]。时至今日,各国一般以国籍作为公民权的确定依据,公民等同国民,具有某国国籍即拥有某国公民身份,并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下,所有的人的公民身份在法律上是同质的,公民权是一国法律确认并保护的基本权利,是一种法律担保。 　　 　　二、公民身份私法意义的形成 　　 　　人们依据生活需要来设计国家制度与公民身份制度的内容,社会生活关系构成了国家制度与公民身份制度的生存情境,预定了国家的具体功能和公民身份的意义;在现代民主国家中,公民享有公民权,是政府服务的对象,公民身份配置的利益已经包含大量的私法利益。 　　(一)市民生活的风险应对机制 　　近代以来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经济转化为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经济,社会生产围绕资本运作组织,市场成为人们利益配制的主导机制,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获得利益份额才能获得生存资源;利润、薪金、租金是市场利益配置的基本形式,如果没有利润、租金收入的人又遭遇失业等情境,个人即为市场竞争机制所排斥,这就意味着丧失生存资源,作为私人的市民社会生活无法展开。在市场环境中,财产权的合法使用也会产生社会分化,在这种分化过程中,一部分人会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没有市场机制,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