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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作证特免权法理分析 　　摘 要:在我国,证人作证是证人对国家应负担的公法上的义务。但我们在强调国家本位、追求实体真实的同时,更应重视个体权益的保护、社会价值的权衡。本文从构建证人作证特免权的法理分析入手,论证建立证人作证特免权的必要性。 　　关键词:证人;证言;特免权;权利;义务 　　 　　证人作证特免权,是指在法定情形下,特定公民享有的拒绝作证或制止他人作证的权利。由于观念上的障碍,关于证人作证特免权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诉讼法学研究的“敏感地带”。其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构均非空穴来风,透过该制度所折射出来的价值理念,我们可以感觉到刑事证据法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即追求诉讼价值的多元化和整体性,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更期待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一、证人作证特免权是基于对证人困境和证言真实性的现实考虑 　　 　　证人证言是诉讼中运用最广泛、最普遍的证据之一,其具有直接性和很强的证明力。正是因为证人证言在司法证明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由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证人作证是证人对国家应负担的公法上的义务,无论该证人与当事人之间有何种亲属、职业等特殊社会关系,均不得以此为理由拒绝作证。 　　任何证据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证明力,而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又决定于证据的某些属性,就言词证据而言,作证主体的身份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因素。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在采纳和采信证人证言时充分考虑作证主体的身份。例如,法官对被害人陈述一般持谨慎态度,一方面被害人可能亲身感知了案发过程,甚至和犯罪分子有正面接触,能够提供较为珍贵和真实的情况,但是同时因为他们自身与案件有切身利害关系,极易导致其言词的夸张和虚假。证人证言亦是如此,当与案件毫无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提供证言时,其证言的可靠性程度高;相对而言,如果证人与案件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或因职业原因而负有保密的义务,这些证人一方面可能不愿意作证,另一方面这些证人即使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提供了证言,但证言的真实性是极不可靠的,甚至会误导侦查机关。特定关系中的证人面对作证义务和对他人情感(或职业道德)的两难境地,几乎没有两全之策,结果往往是:要么违背作证义务拒不作证,要么不如实作证。这两种结果都会导致对证人不利的惩罚,实际上对查明案件事实毫无益处。因此,法律对证人“基于某种关系,致其证言义务与良心抵触,难期正确,遂免除其证言义务”①乃是最现实的考虑。 　　 　　二、证人作证特免权是基于平衡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立法考虑 　　 　　证人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统一是法理上关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具体体现,法律显然不能只规定前者而忽视后者。我国既存的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回避对证人权利的规定。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往往习惯于把证人视作一个义务主体,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证人作为发现证据的工具,一味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应当承认这种规定有利于发挥公民作证的积极性,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确也涌现了不少“大义灭亲”的典型。然而就整个诉讼制度而言,倡导全民作证显然是一种法制浪漫化的理想追求,以致于我们一厢情愿地鼓励、相信甚至逼迫证人作证,而对证人要求受到尊重、要求权利受到保障的要求却不闻不问。这说明我国还没有从法治国家权利保障的高度来认识证人权利问题。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证人出庭难,所以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作证上,甚至采取强制措施。这种思路对解决我国证人出庭率不高的问题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因为法院强制不够,而是这些证人确实有其难言之隐,如让儿子指证父亲,妻子指证丈夫,不作证则为违反义务,法律的这些规定对他们来说未免太过苛刻。我国现行的证人制度根本无法弥补证人被迫作证所遭遇的感情上、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害,法律也无视他们拒绝作证的正当理由。审视这种失衡的状态,赋予证人作证特免权可以说是对证人权利保障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三、证人不自证其罪特免权体现了刑事追诉对人权保障的重大让步 　　 　　不自证其罪特免权的经典表述为:“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回答在法官看来有可能使其受到刑事指控、刑罚或没收财产之合理可能性的问题。”②它的基本信条是:不得强迫任何人充当不利于其自身的证人。“政府必须依据别人的作证来证实被指控的罪行,而被指控者毋须亲口提供可用以反对他本人的任何证明,或者甚至根本毋须作证”。③ “证人不自证其罪”也是近代刑事诉讼被告人沉默权的合理延伸。按照无罪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