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学视角下佛经汉译创造性叛逆及其对中国文化影响.docVIP

译介学视角下佛经汉译创造性叛逆及其对中国文化影响 　　摘 要： 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译介学侧重于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主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大背景之下，以审视这些背景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采用译介学这一视角，从佛经汉译在创造性叛逆和对译入语国家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 译介学 佛经汉译 创造性叛逆 中国文化 　　一、概述 　　“谈翻译就意味着谈作品，谈作品的生命，作品的命运与它的特征；谈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谈翻译，就是谈交往，转换和传承，谈译本与他者的关系；谈母语与别种语言；就是谈人的语言存在，就是谈谎言与真相，背叛与忠实……”法国已故翻译家A.博尔曼的这句话总结了译介学的宗旨所在。译介学侧重于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主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大背景之下，以审视和阐发这些背景下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在此过程中，这些文化就会进行碰撞，交叉，然后融合交汇。 　　从佛经传入中国的伊始，由于传教者中几乎没有人懂中文，并且中国很少有人懂得梵文，因此中国早期的佛经汉译都是由多人合作完成，常常是“外国僧人背诵经文，一般在口译员的参与下，先产生一个相当粗糙的译文，然后再由中国助手修改润色”[1]P45。这样一来，佛经从最初被翻译的时候就带有中国特有的色彩，也就是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而与此同时，佛经中的新鲜理念、表达等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从而形成了许多新的汉语言，汉文学，以及哲学理论，同时，还为我国的翻译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中国的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创造性叛逆 　　中国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公元148—265年），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9年），以及隋唐和北宋时期（公元589—1100年）。 　　在最初的阶段，佛经并未被书写下来，记录成册，因此汉代的传经，全凭口述。外僧配有口译员，这些译员将外僧口头的传述翻译为中文。而在场的听众为中国僧人，往往有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有人先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之后再进行整理润色。总的翻译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传言（口译）、笔受（记录）和证义（检验）。然而，佛经传入之初，在汉语言文学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对的词语或概念，因此，僧人在翻译时常常采用音译，同时加入详细的注释，但以此产生的译文十分晦涩难懂。另外，佛经传入中国时正值道教备受追捧，译者在译经介绍佛学的名词、概念时，就会从当下流行的道教著作中寻求相对应的名词、概念。如此一来，佛经翻译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中国色彩，创造性叛逆便是体现在此。 　　佛经翻译发展到了第二阶段，逐渐脱离了私人小规模的翻译而转向官方大规模的翻译，译场体系便由此产生并且走向成熟。在译场成熟的这一阶段，译主是其中的灵魂人物，译主讲解的语言，由笔受记录下来，结合“众听”的理解及意见建议等，最后整理成为中文的佛经。在这一过程中，所译出的文本就经过反复讨论钻研，集各家所长。《中西翻译简史》一书总结为： 　　“南北朝译家众多，尽管流派不同，风格各异，但基本上都采用意译，根据目标语的用法去除了语句倒装，为追求较高的文字质量对草稿进行润色……但有时可能会因为润色过多而导致对原文信息的变异，对此当时存在很大的争议。”[1]P53 　　可见，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们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叛逆，例如“去除语句倒装”等，使译文更贴近中国的文化，更容易被受众接受。 　　佛经的汉译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顶峰。唐代的译场已经十分完善了，设有专门的司职。宗教的阐释过程和翻译过程已经被细分为不同的部分，对于译文的处理更加细致，创造性叛逆更是渗透到佛经翻译的各个阶段。此时，佛经汉译已经达到了其最高点，然而从公元11世纪开始，随着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译场随之解散。但佛经汉译带来的新鲜词汇、概念、哲理等也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交往之中，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三、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译介学所关注的另一方面是译本在被接受之后，对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生活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汉译的佛经在中国流传的千年中，早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给汉语言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汉文学带来了别样题材；给我国的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有别于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 　　1.佛经翻译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 　　佛经翻译促进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从最古老的象形字开始，汉字强调其形，而不是其音，因此，最初的汉字系统中并没有汉语拼音这一体系，这使汉字的发音存在困难。随着佛经的传入及佛经翻译工作的展开，梵语，这一拼音文字被古代翻译者们逐渐熟悉，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唐朝末年出现《切韵》一书：“唐末僧人根据唇舌齿鼻孔五个发音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