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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多维度构建与博弈 　　摘要：译者主体意识随着不同时代和翻译研究的发展不断觉醒，但译者主体性不是双向维度中的一极，而是时代背景、原作文本、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文化差异等众多因素的复杂互动与博弈的结果，并表现为不同的译者风格。译者主体性既受到以上各种因素的制约，又具有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主体性；时代；文本；意识形态；诗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10)05－0107－04 　　 　　1.引言 　　 　　原作者主体、读者主体和译者主体都是翻译主体的组成部分，而译者主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身体力行的翻译家和善于阐幽抉微的翻译理论家的合力推动下，昔日扮演“舌人”、“媒婆”、“传声筒”、“一仆二主的仆人”等角色的译者不再“隐身”，其主体意识越来越清晰，里现出不断觉醒和显现的历史发展进程。九十年代以来，论者从阐释学视角、文化视角、女性主义视角以及解构主义视角等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的论者侧重对译者主体性内涵的深入发掘，如许钧(2003：6-11)，查明建(2003：20-23)；也有论者仅从单一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如张顺生(2008)等；也有论者从多元角度分析译者主体性，如仲伟合、周静(2006：42-46)等。事实上，译者主体性同时受到译者自身和译者所处时代、文化的深刻影响，译者在翻译中有着怎样的翻译态度、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应用怎样的翻译方法，达到怎样的翻译目的，取决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的复杂构建与相互博弈。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译者主体性与时代背景、原作文本、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文化差异互动与博弈并体现出不同译者风格的历史。 　　 　　2.时代背景 　　 　　译者主体性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明袁宏道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刘勰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的是文章、文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同样，译者主体性也是时代的风向标，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汉唐时期佛经翻译的盛行，一方面促进了佛教在中原的兴起，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大批初具理论意识的译家。没有佛经翻译的盛行，就不会有道安与鸠摩罗什的“文”、“质”之争。正是在重视佛经翻译的时代背景下，鸠摩罗什才能首倡译者署名，以此来彰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明末清初的科技、“新学”翻译以及近现代的西学翻译风起云涌，翻译家大量译介国外科技成果和人文著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译家在翻译选材上拥有更大的包容度，以更加开放的文化姿态吸收外国的科技成果和人文精华，在具体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上也各显其能。林纾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而严复也常借西方学者的著作抒又陵之情。而五四以后，译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投身到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译介的高潮中，涌现出了鲁迅、瞿秋白等许多著名的翻译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出版界让一些人滥竽充数，粗制滥造，结果造成翻译质量下降、文学翻译名声扫地的恶性循环(杨武能2003：12)。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优秀译者的主体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而打着主体性旗号的伪译、改译、劣译却有可能甚嚣尘上。在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倡导正确的译者主体观念，以高质量的译作丰富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3.原作文本 　　 　　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原作文本的制约，忠实体现原作的意旨是译者无法逃避的责任。如果把译者比喻为舞者，原作文本就是他身上的锁链。戴着镣铐跳舞(闻一多语)更能体现出译者灵活的翻译技巧。原作文本就是衡量译者得与失、过与不足的试金石。译者尊重原作文本，其译作往往能更好地体现原作的思想和精神。鲁迅为了再现原作文本中的异国情调，主张“宁信而不顺”。傅雷翻译作品前，先确认自己的条件、气质是否能适应原作，再对原作文本字字推敲，覃思熟虑后方才下笔，其译作自然胜人三分。 　　不充分理解原作文本，不尊重原作文本，翻译效果则难以得到保证。比如庞德将《古风第十四首：胡关饶风沙》中“荒城空大漠”译为“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Pound 1915：16)，“空”译为“the sky”属误译，更严重的是译文中的三个名词短语之间只有逗号连接。难怪《泰晤士报》书评作者对此感到惊奇说：“我们不明白，汉语是否真像庞德先生的语言那么奇怪?”(赵毅衡2003：222)。当然，从另一个侧面看来，也可以说原作文本被译者有效地利用起来，使其成为了达到译者创立“意象派”的工具。这样，译者不受“文责自负”的束缚，用别人的话语畅抒己见，在不露声色中暗渡陈仓，在潜移默化中操纵文本(孙艺风2003：8)。同样的，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