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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西文学重述神话思维差异 　　东西方神话的发展从源头上就具有差异性,在被重述的当代,也因为文化背景、时代潮流以及作家的性别立场、创作理念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作家们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探究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重述神话;历史记忆;中西思维;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2-0082-04 　　杨正和(1952―),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杨瑶(1982―),女,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江西南昌330046) 　　 　　神话自其诞生时起就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本色的闪光点。作为后世文学和艺术的源头,神话提供了广阔的艺术阐释空间,很多广泛流传的神话已经成为经典,渗透到各国文学、文化领域中。在西方,神话复兴是一股突出而持久的风潮,作家对神话的重述和反思具有高度的敏感和自觉性。对神话加以改写,以新的方式加以阐释和叙述,成为不少作家重要的创作手段。20世纪末掀起的“新神话主义”思潮,诱发了2005年全球数十个国家共同参与的“重述神话”活动。该项目要求作家们根据自己的想象,结合自己的创作风格,对本国的神话加以重构,使之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重述神话”这样一个主题,呼应了当下“神话复兴”和“重构经典”的潮流。 　　与一般的文学作品不同,“重述”的指向比较复杂多变,且更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往往有比较明显的前文本,因此在内容上会有一定的界定。但它既可以尊重“真实”,也可以进行虚构;既可以初步消解,也可以彻底颠覆。前文本在其中的出现可以或隐或显。但不管怎样,对神话的改写,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化背景。因此不难理解,不管是具有后现代强烈颠覆意味的《珀涅罗珀记》,还是具有浓重思辨色彩的《重量》,尽管叙述方式和人物形象斑驳复杂,意义指向和艺术阐释空间无限深化,都离不开经典的古老传说和民族文化的根基。 　　中西神话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且“重述神话”这种写作方式,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传统,而在西方则是自觉而成熟的。另外,在写作过程中,不同作家的创作理念和方式不同,对于原有的经典文本也会有意识地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重述神话”的书写过程,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主体介入的复杂性和独创性的情况下,体现了中西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一 　　 　　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建是当下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西方近几十年来的后现代各家各派的理论中,“解构论”无疑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上。作家们的写作实践除了直接借助现有的文本资源,也与当代的理论热潮密切相关。在批评界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符号学等理论,与作家的实际创作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关系,使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意识形态意味。因此,不难理解在此项出版工程中,西方作家们的“重述”都选择了现代、后现代的手法,拆散宏大叙事,借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来改写和解构传统神话,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如《珀涅罗珀记》的译者韦清琦就认为:《珀涅罗泊记》“对《奥德赛》的改写归根结底是视角的转换,话语权的移交带来了价值取向、道德评判以及爱情观、自然观的深刻逆转。该书是边缘话语对主流话语、‘野史’对‘正史’的挑战”[1]。另一方面,古希腊神话有充实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当今作家做得更多的是解构或者重释,通过一系列的陌生化语境实现神话的再阐释,从而架空“历史”,消解了数千年来神话所携带的历史记忆。 　　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在其作品中,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小说家们在对待中国神话的态度上,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上。作为远古的素材,尤其是在崇古的中华民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神话原型,凝聚着民族的情感愿望和理想追求,构成了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神话中的种种形象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有着根深蒂固的位置。正如荣格所说:“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2](P51)神话故事所揭示的精神动力和社会存在,远比它们在诗文记载中的只言片语的魅力要大。 　　与西方作家惯用的颠覆或解构的方法不同,中国“重述神话”的几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尊重神话本身,在其基础上进行建构,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