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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证明标准当代思考 　　[摘要]诉讼证明标准运用范围之广，运用主体之众，决定了其在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对于提高诉讼效益、维护程序正义、确立法官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等造成了不利影响。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司法实际中，综合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社会效益和效率等多方面因素，同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立了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制度，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对于中国诉讼证明标准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证明标准；多元化证明标准的引入；反思；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8)04―0066―(05) 　　 　　一、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 　　 　　证明标准，又称为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负有证明责任者履行责任必须达到法律要求的程度，否则就要遭到与己不利的裁决；有学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 　　可以说两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证明标准作了一定的概括，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都不够准确。首先，对第一种观点，只要我们细想负有证明责任者履行责任必须达到的法律程度是什么，便知道其实就是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虽然定义没有错误，但是没有进一步揭示证明标准的本质，是不准确的。第二种观点虽然做到了揭示本质，但是却把证明标准的主要运用主体限制在法官，并把其运用时间限制在审判阶段。其实，在不同阶段中各个司法机关都要运用到诉讼证明标准，单就刑事诉讼而言，就分立案阶段的证明标准；拘留时的证明标准；逮捕时的证明标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运用主体除了法院外，还有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而且更重要的是，针对刑事、民事和行政不同类型的诉讼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应当有所不同(但按照中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都应当是案件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笔者认为证明标准是指有诉讼职权的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所需要达到的程度。 　　第二种观点一直以来在中国法学界中占有统治地位，这与中国现阶段诉讼证明标准一元化的格局是密不可分的。笔者通过对中西方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尝试分析中国现阶段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并对其进行反思。 　　 　　二、中国诉讼证明标准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弊端 　　 　　(一)中国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制度 　　中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行政诉讼法》第61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虽然民事和行政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没有直接的规定，但是理论界普遍认为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它们同刑事诉讼法一样，也应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综合可见，中国诉讼证明标准属于一元化的证明标准：三大诉讼法对证明标准并没有作出区分，一般认为在认定案件事实时，都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其含义有二：一是诉讼证明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明案件事实情节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切、充分的程度。证据确实、充分中的“确实”是指证据要真实可靠，如实地反映案件的事实真相。这是对证据“质”的要求。首先，证据必须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假设、估计、捏造、歪曲的事实，即具有客观性。其次，证据必须确实与案件有关联。证据充分是对证据在“量”上的要求，证据的量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规定性，不能以数学的多少为标准。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得到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有学者认为这一解释“似乎表明最高法院已将较高程度的盖然性作为民事诉讼中原则性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