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司法实践反馈来实证构想我国法官检察官提请违宪审查程序.docVIP

通过司法实践反馈来实证构想我国法官检察官提请违宪审查程序 　　一、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法规冲突这样的违宪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方式 　　（一）“直言不讳型” ――河南种子案 　　法官李慧娟于2003年5月27日作出了（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李慧娟在判决书中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由此法官李慧娟宣告了河南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尽管李慧娟的做法不够审慎，但由她所引起的争议，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司法性违宪审查的高度关注。在现实司法实务中处理具体的案件时，法官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面对相互冲突的法律需要作出选择。对于其中无效的法律条款，法官可否直接宣布其无效呢？法官李慧娟“以身试法”，为其他法官示范了以此为教训。下面一则案例的法官处理方式则更为委婉高明。 　　（二）“委婉回避型”――北京交管案 　　2007年3月，杨某驾驶出租车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前的人行道上临时停车送客，随即被交警拦下。交警称杨某违章停车，依据“北京市实施办法”第99条第2项的规定，对其作出了200元罚款的决定。为此，杨某向北京市东城区交通支队申请行政复议，但是处罚决定被维持。 　　杨某随后便将处罚他的东城区交通支队帅府园交警队告上了法院，要求撤销这份处罚决定，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杨某败诉。 杨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避开法律位阶的探讨，认定交警队适用法律法规有误撤销了帅府园交通队对杨某作出的处罚决定。 　　可见我国司法人员对包括法规冲突这样的违宪问题就更容易采取克制回避、模糊处理的方式。这就引发对我国现行司法系统提请违宪审查程序的分析来探究上述现象的成因。 　　二、司法官员提请违宪审查困难的成因分析 　　――基于我国有关司法系统提请违宪审查程序的法律规定 　　（一）违宪审查提请的操作过于简单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违宪审查的请求。但是最高院、最高检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大量有效地发现违宪现象。发现违宪的问题估计大部分还是中级法院、基层法院的法官以及市级、县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但是现有法律规定的过于简单，没有有效将在“前线司法”的普通法官、检察官与最高院、最高检联系起来。通过制度性规定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前面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司法实务中，大部分法官、检察官对于办案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冲突基本都是“自行判决、谨慎表述”，而对于违宪现象似乎持有一个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就算有“满怀热情”的法官、检察官，估计也没有一整套详细的操作程序让他们能够报“宪”有门。 　　（二）违宪审查提请的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内容主要针对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立法行为,而对于立法行为以外的一些经常性的管理性工作以及企事业组织的行为却没有纳入审查范围。事实上,这些行为由于更具经常性和侵犯性,同时又常常缺少程序上和行为方式上的规范性制约,易产生较大的随意性,也更容易违宪,故有必要将其纳入违宪审查的范畴。另一方面现行立法未将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制定的文件涉及的违宪问题列入违宪审查范围,而上述非国家的制度性文件同样会对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违反宪法的规定,司法实务中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且法官、检察官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比起一些抽象性根本性问题，他们更能大量碰到这样具体的问题。他们长期法律实务的鉴别能力使他们更有发言权。所以扩大审查范围可以使法官、检察官更有用武之地。 　　（三）违宪审查启动机制的保障欠缺 　　合法适格的主体启动违宪审查程序,能否真正发挥其效能,有待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保障。但“现行的违宪审查没有规定司法上的程序,也没有某种公开的规定。完全是一种内部撤销关系。”最高院、最高检可能好不容易进行一次违宪审查的提请，但是实践中可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可想而知，基层普通法官、检察官的提请更是长久等待了。可见,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严重不足,如违宪审查机关的审查应遵循怎样的期限限制、以何种方式公布或送达相关的文书等很多问题均有待明确与完善。同时也没有规定如果违宪审查机关没有履行违宪审查的职责,是否应被处理及应受何种方式的处理、通过何种程序处理等内容,因而使其相应职责难以落实到位。这一系列不完善与欠缺造成违宪审查启动机制在保障手段上的残缺。 　　基于上述对我国现行司法系统提请违宪审查程序缺陷分析的基础上，应该提出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期待有关法官、检察官提请违宪审查程序的完善。 　　三、构想我国关于法官、检察官提请违宪审查程序性规定的完善 　　针对上述分析出来的三大问题，本文力求以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