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影响.docVIP

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影响 　　 [摘 要]清代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变革。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清代经略西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西南边疆意识的产生。 　　 [关键词]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疆域 　　清代改土归流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土归流自明代出现持续到清代，雍正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大规模地改变地方政治体制的措施并非偶然，而是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多方考量得出的结果。学界有观点认为，之所以雍正时期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有防止西南地区势力倒戈，呼应漠西卫拉特蒙古南下，巩固内陆边疆的统治需要。由此可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与雍正时期清代所处的政治环境、统治者疆域观念增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清代严峻的边防形势 　　清代自建立以来，就面临??各种各样的边防危机，尤以西南地区为甚。西南云贵川地区，长期以来多民族混杂，虽然早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但大多为羁縻统治，一旦中央王朝的支配力有所减弱，地方势力势必会割据叛乱。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便成为了这种动荡因素的根源，桀骜不驯的土司首领也成为中央王朝的忧患因素。至雍正年间，西南地区局势愈加复杂严峻，土司依仗自身实力抗击清军、违抗朝命的的记载不绝于史，“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数倍。”这种土司制度明显的带有了地方割据性质，土司们世代拥有其民其兵，执掌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甚至设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俨然一个独立的封建小朝廷。这些土司往往拥兵自重，并以此为资本邀功请赏，强暴肆虐、专事劫杀。这种土司制度本身的割据性和封闭性极大限制了西南地方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严重威胁到了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边疆支配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充分考虑到边疆危机及国家安全的因素后，大规模的、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便应运而生。 　　二、清代疆域观念的增强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都存在边患困扰，这种状况到清代未曾有过改变。自元以来，西南地区长期由土司控制，处于羁縻统治的状态，即名义上接受中央王朝册封，实际上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这种制度在初期和中期曾对社会发展，尤其是西南地区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南边疆安全不断受到威胁，这种制度的腐朽性便日益凸显出来，最终成为了社会发展和西南边疆安全的阻碍。为了结束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加强对西南地区疆域的经营，改土归流实际上已成为必然趋势。清代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开始于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疆域被明确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如贵州边界的生苗区、云贵川广各大土司、桑植土司、琼州府属生黎、盐营所属木里、湖广忠峒等十五土司。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继续有不少土司并入中央“版图”，如四川雷波卫番民、大小金川等。与之前的羁縻统治不同，清廷这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被当时朝野一致认为是中央王朝“版图”的再次扩张，可见当时统治者已有一定的疆域观念。 　　三、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历史状况的情况下设立的。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央王朝设立土司制度不过是一种相对的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待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下来之后，创造条件实施改土归流策略，最终彻底废除土司制度。随着西南边疆问题日益凸显，土司制度越发不能适应中央王朝及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便应运而生。1726年，鄂尔泰担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后，向清廷提出完全、全面的改土归流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针对其中不同的情况，清廷采取了以下三种主要方式： 　　1.武力强制改流。清廷认为世代拥有土地、武装的土司，要他们“去封号、缴兵器、纳土称臣、解甲归田，受命改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故“鄂尔泰受命之日，即移兵攻贵州之长寨，终于古州，前后用兵凡五六载。”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清政府也采取先易后难策略，针对边远地区与内地的区别、奉法与不法的区别，逐步展开。首先，针对东川、镇雄、乌蒙等3处用兵，改置乌蒙、镇雄、东川等3处流官。之后，对云南威远、茶山、孟养等处出兵，将这些地区设置流官统治。两次成功的改土归流之后，鄂尔泰出兵贵州广顺州长寨，此为贵州、云南交界一带最强大的土司势力。鄂尔泰用兵3年，前后设置流官地区1298寨、5978户、男妇35982口，地方600公里。1727年，鄂尔泰出兵谬冲，此为湖北、贵州交界处最强大的花苗，清军攻下后，将其地分别划分于贵州黎平府及广西怀远县管辖。自1728年至1730年，随着势力较大的土司势力被各个击溃，贵州丹江、清水江、八万古州等地、广西八达寨、邓横寨等地亦纷纷实现改土归流。 　　2.土司主动请求改流。这种情况出现大多发生在湖北、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