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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社会契约论批判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马克思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批判。他一方面肯定了社会契约论的进步意义，同时指出，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个人主义，其自由观是片面的。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契约论；个人；现实的个人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1-0011-06 　　 　　社会契约论是随着中世纪西方封建神权制度的瓦解、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而兴起的一种政治理论。这一理论的国家观，特别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不仅在17、18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且对于现代西方国家和法律的组织构成、功能分析具有极其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契约论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平等、功利和理性的原则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锐利思想武器，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契约论不是从现实的个人、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来探讨国家的起源、性质、结构和功能。因此，它“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既肯定了社会契约论的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今天，重新梳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契约论及其理论基础 　　 　　一般地，社会契约理论家都设定“自然状态”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契约产生的条件，并把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当作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 　　作为社会契约论的首创者，霍布斯正是从这种“个人”出发来说明国家的起源和论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他认为，虽然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具有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人人平等的地位反而导致了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单纯的天性使人实际处在的恶劣状态”，保存生命，人们以缔约的方式建立国家，并把大家所有的权利赋予主权者，而主权者的首要任务则是保存个人生命，即“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因此，可以说，个人自我保存的权利构成了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基础。 　　像霍布斯一样，洛克也认为政治权威来自契约。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像霍布斯所宣称的那种专制独裁，洛克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建立必须经过全体人们的同意；国家或政府的职责是保障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而且，个人让渡给国家的绝非全部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个人财产不仅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而且是政府权力的边界条件。 　　卢梭反对霍布斯、洛克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指责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是文明人”。据此，卢梭指出，人们不能从所谓的本能中去寻求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如果社会契约不是内在地把个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而是借助于外部的物质力量迫使个人联合起来，那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只有当个人自觉地使自己服从于权力，而不是权力强使个人服从时，权力才具备道德价值和合法性基础。 　　因此，卢梭认为，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相联合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只不过在服从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在他看来，这种结合的形式只能是这样一种契约：每一个人把他的全部的自然权利让渡给每一个人，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意志，这种普遍意志就是公意。公意既代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最真实最根本的需要，又能促进他们的公共利益。社会成员遵循公意就是服从他自己所规定的法律，获得道德的自由，获得真正的幸福，因而“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康德承袭了卢梭的观点，并把卢梭看成是“道德领域的牛顿”。他也强调自由是道德的目的，是道德行动的根本动机；政治社会只是为个人的道德自由提供一个必要的手段。但是，与卢梭不同，康德对人类理性仅仅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人性的二重性使人们不可能指望在现实世界中，当道德法则应用于人时，道德法则会具有完全的有效性。所以，一个强制性的政治社会是必需的，因为一个由强制性公共法律来调节的公民社会以及随之确立的社会基本结构将为道德的进步提供一个必要的环境。 　　但是，与他的前辈不同，康德并不认为强制性的政治社会是社会契约的结果。对他来说，社会契约只是一个“理性的观念”，因为在原始契约中达成的协议是以签订契约的各方的某些法律属性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属性包括作为人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作为臣民的每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的平等和作为公民的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独立，而这些东西是任何道德行动者都应该具有的先验原则。因此，在他看来，